并不存在公孙龙逻辑思想

公孙龙作为“名家”,谈论的中心一向被认为是逻辑问题,因而公孙龙具有逻辑思想似乎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对他的逻辑思想怎样解释罢了。但一个逻辑思想的出现,必需具有产生这一逻辑思想的理论前提,这是问题的关键。本文拟从这一问题谈起,并分析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参看。一、无“类”是否能建立古代逻辑“类”是古代逻辑的一个最基本范畴,古代逻辑都是建立在类的基础上。比如亚里士多德三     

古今中外类逻辑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类逻辑是逻辑学中的重要分支,它以类为核心概念,以类比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类逻辑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墨家的＂故＂＂理＂＂类＂三物逻辑为类逻辑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创始人,在研究三段论时离不开类逻辑思维;培根在科学实验中推崇归纳法,其中也蕴含了大量关于＂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中外类逻辑研究更加深入,类逻辑思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功能,是现代类逻辑研究的重点。     

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自十九世纪晚期始 ,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 ,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 ,本文试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以期呈现出两者迥异的思维方式 ,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试论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初探之一

一墨家不仅写出初具体系的逻辑学——《墨辩》,而且为中国古代的归纳逻辑思想奠定了基础。如掌握经验材料的观察等方法,关于“类”的思想和偏有偏无的划分思想,以及“以类取”的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的性质和规律都有所论及。探讨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就不能不从“类”概念谈起,因为“类”概念的问题,它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涉及到演绎的逻辑问题,也可涉及归纳逻辑和类比逻辑的问题。但从类的     

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先秦的发生发展,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奠基和争鸣,以前期墨家和名家为代表。(三)中国古代逻辑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墨辩》和荀况为代表。本文仅就孔子是中     

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在我国的古代,就已经非常重视关于类概念的研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逻辑学。中国古代的逻辑专著《墨经》,便是以类的同异原理为依据而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的,可以说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一) 晋代的鲁胜曾为《墨经》作注,称为《墨辩注》。该注的正文遗失,仅存一个简短的序言(见《晋书》第十五册,卷九十四、鲁胜传)。在序言中,鲁胜对《墨辩》逻辑作了有重要价值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古代逻辑“名学”起源于孔子“正名”的学说,但真正尊定了名学的理论基础的是《墨经》,所以他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为什么说辩经这部著作是名学的根本呢?鲁胜说“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鲁胜的这一见解,在墨子的著作中是不乏例证的。墨子是《非攻》中就指出:现在人们都知道杀一个人就算是不义,可是许多王公大人对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大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推类”问题散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推类"问题是关乎中国传统逻辑的性质、特征、风貌的重要问题,很多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问题是从这个问题分蘖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本文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原著以及前贤关于"推类"的研究基础上对"推类"做了重新界定,进一步丰富了"推类"的实际表现形式,特别是提出了与"推类"密切相关的概念——"关联性",对"推类"的内在推理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与因明三支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研究。     

量词"盘"在四川方言中的一个较特殊用法

“盘”本是表器物的名词,后逐渐产生量词用法。本文通过对量词“盘”的分析,试图说明它在普通话与四川方言中的异同。     

特定群体和聚式养老: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通过对比分析我国现行的三类主要养老模式,创新性地构建了新型养老模式:特定群体和聚式养老.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养老人群由"同学群体、知青群体、同事群体"等特定群体组成,有助于发掘养老新内涵,有效整合"银发资源",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养老成本,提升养老效率,提升养老人的幸福满意度.并在满足养老人的精神需求、降低养老成本、发展养老产业等方面,具备了开发和运营的可行性和基础条件.其实现路径包括:加大养老模式宣传力度,加强养老模式内部组织的协调管理,构建多样化的养老模式,加强养老模式养老地点的规划,提供养老的法律环境.     

时代特征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有两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纲领一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二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文化纲领都坚持了文化形态的三原则,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位的文化建设任务.两者之间既有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又有特质与内涵的差异.     

聚焦与透析:“校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校漂族"指的是大学生毕业后仍居住在学校或学校周围,依靠学校资源生存的一类特殊群体。"校漂族"在融入社会时存在心理适应、经济适应、人际适应等问题,所以应多渠道应对"校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包括政府出台政策宏观引导,学校应实行规范化管理,个人实现自我调节等。     

重提现实主义的超越性——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对几个文本的解读谈起

“现实主义冲击波”引起文坛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后,阎连科小说《受活》的出现又激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兴趣,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讨论是混乱的,要么是在理论的圈子里兜风,要么是由于理论界定出现了问题而失去了讨论的大前提。因此,结合具体的创作活动,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对现实主义超越性的重新审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读与被读:特定语境下的"文艺批评"生产——以"再批判"为例

1958年,<文艺报>组织了"再批判"专题."再批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悖谬在于: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并不自觉地接受着"他人引导".这是"再批判"能够生成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     

类型化思维的司法运用——以《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为例

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弥补抽象概念式思维弊端并逐渐取而代之的思维模式,其具有思考维度双向性、归类依据价值性、判断标准模糊性的特点。类型化思维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类型化解释与对法律适用机制的重新理解。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有"胁迫"一词的条文多且具体内涵各不一样,因此对《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是研究类型化思维司法运用的绝佳范例,有利于更好地阐释类型化思维的特点与优势。     

论特定物

特定物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却很混乱。我国大陆学者一般认为物为特定物或者种类物是由物的属性所决定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导致对特定物认识混乱的根本原因。决定物为特定物的因素并不限于物的属性,与物相关的某些非物质性因素同样可以成为决定物为特定物的因素。     

综合分述·以述为作·刚柔兼济——"六经"及其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整塑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六经",纠正孔子之后至今仍存在的对"六经"的有意或无意的割裂所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笔者认为:"六经"是整体系统而又各自为用,不能割裂;"六经"的"述而不作"实为以述为作,不能看作复古;"六经"兼具阳刚阴柔且两者并重,不能看作只重道德。     

词典释义中概括义与具体义取舍刍议--释"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有"毫不理睬,毫不关心,毫不配合"等多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意义,其中,只有"毫不理睬"这一层可写进词典释义,别的意义应排斥在外.当前语文工具书种类繁多,众多辞书各陈己见,同一个词语同一意义却释义不同,这就淡化了工具书的工具性与权威性.人们对词语概括义与具体义的性质认识不清,将二者交错混杂,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词典释义应抓住词义的本质,剔除具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