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多维评估和政策驱动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从生产流程绿色化、绿色生产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采用熵值法构建评价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性指标,并运用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建议从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制度,保持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优化环保税体系等方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探究

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个体数据和相应所属省份的部分宏观经济、环境数据相匹配,借助有序Probit回归,就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表明：增强环境规制,可直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具有较长期效应;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间接增强居民幸福感;区别不同群体居民,环境规制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增强环境规制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低社会地位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相较门槛值,环境规制力度仍有较大的强化空间。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防治——基于反公地悲剧视角

本文基于反公地悲剧理论视角，利用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理论及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防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等级的提升会加剧雾霾污染，支出型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防治产生正向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在控制环境规制变量后，属地治理主体单元数增加会导致属地与毗邻省份雾霾污染的恶化；整体上看，财政分权削弱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防治效应，加剧了毗邻地区之间的“逐底竞争”,产生了反公地悲剧。结合国家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设计，研究提出完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相容机制，深化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推进雾霾防治的综合防治、系统防治、源头防治，加强联防联控体系建设，提升不同省份雾霾污染防治的协同性三个方面的建议。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囿与治理之道——基于湖北省某村的调查分析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呈现老人农业与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公平发展机会被剥夺和人文精神缺失等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始终耽于重"建设"而轻"治理"的困囿,因体制机制障碍、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理念缺失,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反思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弊,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治理逻辑,探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道,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以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为导向激发村民自身潜能。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制造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也日益提高。严格的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必然会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影响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利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制造业数据,构建Panal data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当期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事实上抑制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因此,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宜过高,制造业环境规制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保证环境规制效果的前提下,维持甚至适当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具体的措施包括:稳定环保资金投入,优化环保资金结构;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优化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     

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研究

在制度演变视角下,美国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经历了严格管制、博弈与抗争、正式与非正式管理机制共存发展三个时期.这一制度格局以具有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和博弈、正式街贩管理制度和非正式空间管理机制有机结合、非政府组织协助街贩群体形成自我救济机制为特征.因此,中国街贩管理的规制主体应当从重新审视法律、空间和权力的互动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加强公益组织与街贩群体的联合三个方面探索街贩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之路.     

降低环境规制俘获的对策研究

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污染企业通过俘获环境规制机构或通过俘获其他政府部门来对环境规制机构施加压力,其结果有可能降低治污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也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中的规制俘获问题,揭示其影响因素,降低规制俘获可能性,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制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全球经济发展中民间规制现状分析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民间规制,是通过提供自愿性的国际民间准则来规制企业行为,这些准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社会劳动保障、环境绩效评估及人权政策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治理跨国公司及全球供应链网络,弥补政府规制的真空地带与不足之处。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从长远的角度看,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实效与影响力取决于其行为准则与全球官方规制的耦合程度,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要发挥并放大其规制效应,就必须积极整合到国际和国内政府主导的多边规制政策架构之中。     

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西方学界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有效性评估、机制互动理论以及"机制复合体"松散治理架构的探讨,欧美学者为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理论注入活力,为理解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分析框架。梳理和论述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诸多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思路的演变,探讨当代环境治理机制的特征。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海洋污染事件的类型、特征及其社会效应研究

深入研究海洋污染事件,需要对其基本类型、主要特征和社会效应展开梳理。本文在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海洋污染事件的主要特征,即它根源于现代性,发生频率呈现出上升性,影响具有综合性。就社会效应而言,表现为导致公众健康受损,引起环境抗争与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际关系。治理海洋污染的关键是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构建陆海统筹的环境治理机制并加强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     

环境治理的两个维度

本文认为 ,环境问题的治理 ,既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又要有民间新型道德观念的支持 ;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外在的、强制的“正式规则”(相当于法律手段 ) ,同时也需要内在的、自觉的“非正式规则”(相当于道德手段 ) ;只有把有关环境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遏制我国环境退化的严重趋势 ,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价格规制:缘由、目标和内容

价格规制是经济规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利益焦点,价格必须接受"规制".政府是价格规制的主体;价格规制的对象是市场活动参与者的价格行为;价格规制的依据是市场活动因垄断、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对帕累托标准的偏离.价格规制不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时候或地方,由政府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     

当代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与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加速 ,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 ,越来越多地从直接干预国有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转向对全社会各类所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理论界加强微观经济规制理论的研究。对当代经济规制政策变迁有深刻影响的两类经济规制理论 :一是主张政府强化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 ,简述了从早期的传统市场失灵论到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和现代市场失灵论的发展脉络 ;二是主张政府简化规制理论的发展 ,概述了非市场组织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规制理论等新理论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我国电信业规制改革的绩效评价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结构是影响产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网络型基础产业而言,产权结构和规制体制也是影响产业绩效的根本因素。随着规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绩效逐步改善,但在企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状况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原因在于寡占的市场结构、国有制主导的产权结构和尚不规范的规制体制。因此,引入竞争机制、产权主体多元化、构建规范的规制体系是我国深化电信业规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环境规制与产业区域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5²012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呈倒U型影响,从整体上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产业集聚水平增强0.269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为10.77,仍低于拐点值11.2,规制强度的提升会促进产业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从区域上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大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以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