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数字经济视域中的数字教育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世界主要国家已实施了数字经济和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数字经济重塑产业格局,数字产业正在成为第四产业,改变了传统三大产业的格局。数字教育经济形态包括数字教育产业、教育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教育治理和教育数据价值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教育产业化催生数字教育产业生态链,并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力量。数字教育产业生态链需要数字教育产业系统各要素高效配合,并发挥协同效应。尽管数字教育产业政策日趋完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仍存在治理难度大、未能较好满足市场需求、市场不规范、产品同质化严重、泄露个人隐私与危害数据安全、研究较为薄弱等六大现实困境。必须优先发展数字教育产业,加强监管与治理,实现数字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数字教育行业自律,加强数字教育产品的教育属性和公益属性,提升数字教育产品竞争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超前谋划数字教育产业发展。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分力还是合力：气候治理“领导力多元化”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概念与影响力评价

大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生物多样性大国”应在政治资源、国际道义、国际交往范式等多个维度具有影响集体合作的能力,通过政治影响力、资源型实力和工具型能力引航定向,深化生物多样性与相关环境发展议题的互动。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结论显示,综合影响力最强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为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印度、墨西哥、中国等。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综合影响力可跻身前十,但与顶尖大国相比,在实力方面仍有差距,政治领导力有待充实、国际机构任职人员相对不足、国内科学界对国际决策进程的参与有限、谈判人才紧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角色转型加速,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未来,中国应立足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内建设经验,加大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和对外生态环境援助力度,继续强化议程和规则设置能力,加强国家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     

社交媒体影响下的人际关系代际差异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际交往形式,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数字化移民与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数字化土著之间产生了代际差异,他们的交往错配导致人际关系困境问题。社交媒体在两代人人际关系中的地位不同,进而导致了差异化的实践和人际关系格局。两代人的人际观念也有所区别。社交媒体打破了既往人际关系“交往需见面”与“接触即交往”两大法则,使得代际差异的后果被放大。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社交媒体时代下的泛娱乐化思考——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吸引了大量的用户,泛娱乐化现象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热搜榜主题泛娱乐化、舆论极端化、网红个体的混乱以及信息的同质化、边缘化等。受众的精神需求与自我表达、媒体对资本的追求以及独特的技术传播优势等是社交媒体泛娱乐化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此现象,新媒体用户、媒体等各方应共同努力,共同解决泛娱乐化的消极现象。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缺陷

文章所述上市公司制度性缺陷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的缺陷 ,它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 :从内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几乎控制了从企业股票发行到上市直至公司运作的全过程 ;股权结构的畸形和单一 ;内部人控制 ;上市公司目标的扭曲 ;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的矛盾和冲突等。从外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市场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或治理力度不够 ;有关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和市场中介机构的不健全等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规则意识指向方面,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规则判断指向方面,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的滞后性,也要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规则意涵指向方面,应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规则作为指向方面,应扩大规则的国际参与度与认同度,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规则指向视角审视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启示。     

论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的扬弃:一个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兼容性,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社会治理在主体、模式、目标、过程等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管理的否定之否定。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是逻辑的必然;但这种演变尚存在许多困境,当前主要应该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两个层面入手。     

文化治理视阈下中国网络文艺失范现状研究

网络文艺在中国当代文艺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网络文艺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消费需求同时,也出现了诸如网络文艺生产失范、平台监管失灵、价值观导向失守等文化乱象,引致社会文化症候。当前网络文艺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匿名心理引致的行为失范、互联网行政部门联动不畅、网络监管技术滞后、网络执法立法难度较大等。将文化治理思路适用于网络文艺失范的治理中,不仅为我国解决网络文艺困境提供了路径参考,还能够丰富我国文化治理的实践经验。据此,我国可以从主体建设、技术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四个维度优化网络文艺失范现状的治理策略。     

略论中印两国同时崛起的地区影响和国际意义

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和印度快速发展,并在同时崛起的进程中显示出与近代以来其他主要大国崛起所不同的特点。中印两国同时崛起,不仅对亚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格局变化、区域合作进展以及战略地位提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和文明复兴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基于区块链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区块链的“多节点”协同,能促进国际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带动非传统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其中,在区块链上构筑的跨国信用、监管和认证体系,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所涉及的资产运筹、物流追踪和人道救助等工作契合,集中体现区块链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的应用性。作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导者,联合国对“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的引入,集中反映了区块链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广泛结合。相应的,联合国各专职部门,正联同其合作伙伴密集开发区块链在经济调节、供应链监管、个人信息认证等方面的功能,并将其运用于防治环境灾害、打击非法贸易、救助国际难民与打击人口贩运等领域,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雏形。然而,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稚嫩和政治敏感,以及相关治理项目造成的商业、社会冲击,将为“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后续发展带来障碍。因此,为使该新型治理模式切实造福国际安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须加紧对区块链技术的因势利导、促其扬长避短。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当前北极治理态势正面临着"域内自理"与"国际协同"的矛盾,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等意识到保障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而各国发布的北极政策战略又在表达不同的北极利益诉求。本文以北极治理机制和部分国家北极政策战略内容分析为切入点,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深描和研判,剖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局限性与功能不足。以此为依据,从指导理念转变、多主体网络打造、国际治理标准制定、北极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和科研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相关动议。以期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引导各国搁置争议,增强互信,强化国际合作,构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平台,推动北极治理工作行稳致远。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