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法崛起的法学认知和意义

中国公法崛起的必然性隐寓于其表征和原因之内,即公法法律文件的逐步完善,公法学术的迅速发展,公法向私法的渗透以及社会对公法的热切关注。而正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公法的崛起,这也给中国法学带来了三大机遇:拓展了中国法学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逐渐趋于比较平衡的发展;促进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同时,公法崛起也给中国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上,构建规制国家权力的严密体系。     

“人工智能+法律”发展的两个面向

"人工智能+法律"已渐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语义逻辑上廓清研究视域,其运动发展似可分为两个规制面向: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就前者而言,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机器人行为规制等一脉相承的问题,又面临法律规制理论建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权利、行为能力以及责任分配与承担等全新的法律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以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无论是法律推理系统、法律建模,还是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智慧司法,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服务必须置于伦理规范和政策法律的规制之中。     

探析公法的私法化：以行政法为视角

公法私法化是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法与私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公法私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法律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在公法的私法化潮流中,出现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关系和公益事业的私营化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政府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手段的多样化,它的理论基础仍然以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但同时肯定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私法原则对公法原则的影响.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融合”、“渗透”,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行政法作为公法的典型代表,私法化的表现最为明显.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公法私法化"诸观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为背景

二十世纪下半以来,公法私法化趋势成为引人注目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之中,出现了为公法私法化趋势推波助澜的种种理论学说,根据对公法私法化何处去提供的不同答案,可分为"私优于公"、"以私助公"、"以私代公"三种观念模式。结合公法私法化的当代经验,反思这三种观念模式的得失,可对正在兴起之中的中国公法未来定向有所启示。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问题探究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解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时间和空间条件,为劳动复归于“自由自觉的本性”、使劳动更加趋向于人的“第一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导致劳动的“新异化”,对人类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等构成挑战。从制度、科学、主体、全球治理等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消解“资本逻辑”,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域外行政合同研究述评:从行政法的角度

行政合同作为公法与私法嫁接的产物、契约性要素和权力性要素的融合体,兼具行政价值意义和合同价值精神。它逾越了传统理论设立的藩篱,使原本相斥的两个范畴渐行渐近。随着行政合同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域外行政合同理论正趋于成熟。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合同研究已经摆脱了"适法性"的阴影,呈现出更加系统和细化的趋势;素有"公私法不分"传统的普通法系国家,对政府合同的规制也已从普通法本位逐渐向特别规范转变。域外的行政合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行政合同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较强的推动效力。     

论晚清士大夫公法观念的演变

公法，即国际法。西方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晚清士大夫对公法经历了一个由固拒到逐渐了解利用，再到基本接受的过程。这种观念上的演变过程，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在这进步的背后却是更深层的悲哀和无奈。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产教融合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机制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趋势.为实现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很多高校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建立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然而,现有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轨、校企供需不平衡等问题.为此,探讨了产教融合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机制,通过校企课程的融合、师资的融合、资源的融合,实现科教融合...     

简论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理论基础

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治文化背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警察枪支使用的一整套法律规则体系。此规则体系属于公法范畴,主要处理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立宪主义和公法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是基于立宪主义基础之上的、存在于现代公法哲学指导之下的,以公平、正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体现有限权力、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     

作为规制工具的行政备案:规制机理与效果优化

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浪潮中,行政备案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规制工具。作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制工具,行政备案彰显了从传统规制到新型规制、高权行政到合作治理、事前控制到事后监管的范式转型。行政备案具有信息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工具属性,借助回应性规制设计,能够形成信息收集、信息流动、监管执法、信用规制等政府工具间的联动,有效督促相对人自愿遵从备案要求。对行政备案的规制评估表明,行政备案面临异化为行政许可、无序扩张、实施成本趋高与信息规制失灵的风险。优化行政备案的效果,应单独制定行政备案事项清单,通过优化行政备案的实施程序降低其规制成本,还需要从强化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升行政备案的规制效能。     

全球化的公法之维

在全球化浪潮中,公法尤其是作为典型公法的行政法在全球治理及全球法律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法所具有的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以及制度正义功能有助于全球法律秩序的形成.针对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对公法的传统国内法特征提出的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全球行政法、欧洲行政法和全球化的行政法概念予以回应,我国也应该加强对全球化与公法多维度的研究.     

论公法农协：“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的法理基础

公法农协在国内是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为此要区分大农与小农,探索合作组织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发展路径,典型表现为欧美模式和东亚模式,亦即专业合作社与综合农协。不仅“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路线日益蚕食或鲸吞农民的利益;简单照搬欧美农业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也不能适应小农社会的基本国情。对于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困境,可以采用“大户吃小户”与“小户吃大户”的独到方式概括。关于综合农协的公法地位,在新型大规模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农民未必是自发的,但应该是自愿的;农民可能是被动的,但不能是被迫的。至于“民办”、“民管”更不能作狭隘理解,而“民受益”则是需要始终坚持的。最后提出“三位一体”、“条块交融”的农村合作协会十项立法建议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宪政的逻辑与权力的规范——《宪政与权力》评述

<宪政与权力>是周永坤教授研究宪政下权力配置与规范的新著.该书致力于中国宪政逻辑的转换和公法的现代性转型,在论述了宪政与权力的一般问题之后,着力于研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间相互牵制,适度渗透的合理关系.论著将思考的重点集中在对具体权力的规范和宪政社会权力的具体配置与运作上,它是作者对中国宪政实践同题的反思和对权力理论深入探索的结晶.     

人工智能支持乡村教育振兴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人工智能有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对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表现为：缩小城乡差异,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乡村教师专业能力,改善乡村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支持特殊教育发展等。目前人工智能支持乡村教育振兴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人工智能设备与资源缺乏、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不高、家长理解与支持不足、制度设计与支持乏力、信息化评价和跟踪不充分、校长的信息化领导力较弱等。面对困境,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对策,如缩小城乡学校的人工智能软硬件资源差距、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完善乡村人工智能教育的配套制度体系、建立成熟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模型、创建利用人工智能的家校合作机制、优化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效果与评价机制、提升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校长信息化领导力。     

论人工智能企业的伦理责任

任何企业都应该以实现经济目标和承担伦理责任相统一为追求,人工智能企业也不例外。人工智能企业需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中承担好自身的伦理责任,但人工智能企业在承担伦理责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矛盾困境,如生产环节面临可靠性困境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发展困境,分配环节面临分配不公困境,交换环节面临信息不对称困境及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困境,需要积极地进行伦理治理以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最终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提出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的路径：坚持人文价值、坚守契约精神和弘扬社会美德。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