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司法判决的证立——兼论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证立

对司法判决进行有效地证立是司法过程的一项中心任务,文章从三个角度对司法判决的证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三段论和图尔敏模型,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包含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的双层结构模型;其次,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法律规则,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裁判规则;第三,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法性,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理性,并且以指导性案例为例对上述司法判决证立过程进行了检验和论证。     

正义、效率与国家证成——克里斯托芬·毛瑞斯的国家证成路径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现代国家里,而来自于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挑战是国家是否应该存在,即国家能否被证成?如果国家能被证成,那么证成国家的基础是什么?克里斯托芬.毛瑞斯(Christopher W Morris)认为,证成国家就是说明国家的权力是公正的(或正确的)或者合理的,面对洛克和诺齐克证成国家的理论困境,即一旦承认了人们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三项自然权利,则证成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毛瑞斯的办法是设定人们拥有准自然权利,而保护人们的准自然权利需要国家提供正义并有效率的行动,这样他便通过正义与效率证成了国家。     

未注册商标私法救济的问题解析与制度完善

在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过程中,未注册商标的私法救济问题始终是一个难点,在保护的必要性、理由、实现方式等问题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在自愿注册原则下,未注册商标属于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规范分析发现,扩充解释《商标法》第31条中“在先权利”无法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款的解释适用也无法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保护。《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应当细分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商号等其他商业标记发生效力冲突的可能情形,明确其在哪种情形下受到保护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完善对普通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规定,充分发挥商标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提升作用。     

浅议证人权利及其保护制度

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也有其相应的作证权利,这种权利应当受到保护。证人权利保护具有法理依据,证人权利保护应包含经济补偿权、安全保护权、拒证权等内容,一些国家在证人权利保护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立法实践。针对我国证人保护所存在的问题,要建立完善证人经济补偿和安全保护制度,明确证人拒证权的法律地位。     

广州市劳动人口职业获得分析--兼析教育获得

在广州市劳动人口的职业获得中,本人教育程度对获取最初职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现职获得则是教育程度和初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初职起了主要作用.先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也对职业获得起一定的作用.教育获得受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最大,是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的表现.研究验证和补充了国外相关的研究模型.     

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解析

妇女土地权利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的难题。它产生于宏观的制度政策、村庄及妇女个体等三个层面。现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及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政策包含着产生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内在逻辑。村内的土地资源状况、非农产业发展影响着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发达地区农民对土地经营收入的依赖程度高,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则较为严重。妇女的婚姻状况决定了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的个体差异。保护妇女土地权利应多渠道同时进行。     

牟宗三幸福观探略——基于《圆善论》的考察

为了说明幸福是如何产生的,德福一致是怎样证成的,康德提出圆善问题.然而,牟宗三认为康德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圆善论》旨在化解圆善难题,进而阐扬自己的幸福学说.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幸福产生之源、内在动因、实践途径和表现方式提出了独具慧识的见解,对于改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     

算法解释权的证成与限定

以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在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算法治理的呼声此起彼伏，算法解释权据此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针对算法解释权能否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提出有力的论证。根据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算法解释权同时满足合理性、合法性与现实性标准，应当认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48条已赋予数据主体算法解释权。但算法解释权利在制度构造上需进一步限定，具体包括解释权的解释内容限于事后解释，通过权利主体、决策类型、行使边界限制适用范围及参照动态体系论中的具体要素，结合应用场景，确立算法解释标准。     

从契约到承认：民生权的法理基础

新兴权利之"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时空维度和权利(诉求)样态,也意味着对权利法理基础的重新反思。尤其当思考民生权时,既有的经典契约范式由于其可能导致经济上的臣属性和伦理上的对立性,无力负担对民生权的证成功能。而承认范式以主体间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追求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由与伦理的和解,能够为民生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这对于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观念和制度建构极富启发意义。     

法治剧场中的权利之争——由“钉子户”事件引发的思考

为权利而斗争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环,而“钉子户”对房屋拆迁的挑战应是我国法治中公民勇于争取自身权利的典型表现。“钉子户”屡屡出现的最大原因其实是拆迁制度本身的诸多不合理方面。对公共利益加以界定并将其与个人利益进行平衡是问题中最直接的难点,而问题的本质则是我国的公权力与私权利定位的亟待完善。最后,正确对待权利以推进法治社会的构建成为问题的终点。     

法律、利益与权利

利益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利益又具有能动作用。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承认追求利益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且不能将权利和利益混为一团,只能将权利看作主体为追求利益而可以采取的行为。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实现,既要以法律规范的方式赋予人们追求利益自主性的权利,也要以法律的方式规范人们参与市场的行为,同时,法律还应协调好公民个人利益、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且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反思

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意识形态所借以证成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都无法成立,因此意识形态无法承担起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客观和主观证成的任务,应当用非意识形态性的普遍价值、“普遍共识”等作为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从其理由还是替代策略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意识形态无法被终结。     

民族优惠政策的法理依据探析

民族优惠政策之所以被制定与实施,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而是本身就具有证成其正当性的法理依据,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政治哲学中的公平正义理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理论。正当性的证成有助于理性回应质疑和否定民族优惠政策的观点,但这并不等于民族优惠政策可以一成不变了。实践中,应不断完善创新民族优惠政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论教育权利实现的差序性

权利应当平等,而现实中往往并不平等,这是一个老问题。考察国外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一,受教育权总是先为一部分人设定,并保障其实现,然后再渐进地推而广之;其二,权利之间存在特定的位序安排,权利的实现必然存在差序性;其三,在整个教育权利系统中,受教育权是一个根基,起母体之作用,它派生出许多子权利,无母权利的享有,子权利的享有则成空谈。所以说,受教育权利的实现,象是石子扔进水中形成的一圈圈外推的波纹的差序。并且,中国受教育权设定和实现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个规律。     

我们为什么需要权利?——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

权利在我们的道德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也被质疑没有独立性或必要性,因为义务或美德似乎可以取代权利而在价值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已有理论或诉诸权利对于义务的控制或证成作用,或诉诸权利对价值选择的保护意义或权利可以满足价值实践某些要求来解释权利对于价值实践为何必要,但都未能获得成功。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在于其以独特的方式回应义务的指向性。权利将权利人引入价值实践,并为权利人参与价值实践提供必要的方式,使权利人得以主动向他人提出要求或拒绝他人的要求,并可以期待他人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权利是价值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将引导权利人更为主动也更为负责地行使权利而参与价值实践。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本体论差异的辨析——基于泰勒与柏林自由观的比较分析

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与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都认可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规范,但前者把自由看作是免于外在干涉的个人的选择自由,后者则把参与自治看作是自由的实质。二者自由观的差异体现着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即个人与社会何为本原的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依据个人的性质来解释社会的行动、结构和状况,应当依据个人的善来解释社会的善;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应当依据社会来解释构成性的个人,应当依据社会的共同善来解释个人的善。     

社群主义视阈中的善与权利

社群主义认为对善不能进行个人化的理解,善应该是共同之善,是社群为善提供了源泉,因此理解善必须借助于社群。权利是建立在共同善之上的,是共同善界定了权利,因此,善也必定是优先于权利的。在社群主义看来,权利主要指资格,这种资格指的是个人归属于社群的一种成员资格,正是这种成员资格将社群、善与权利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不同的理解引申出社群主义对权利的独特理解。社群主义及其权利观也不能取代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在西方理论与实践上的地位,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修正与补充。     

商业秘密保护——以刑事司法为中心展开

对于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事关相关权利主体如企业、劳动者、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协调保护问题。而司法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我国司法介入即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也尤为关键。其中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重大损失的认定则更是重中之中。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