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石,是《公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公司法》采取严格的资本制度,其所强调的法定资本制度、过高的最低注册资本及严格的出资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取消法定资本制度,实行认可资本制度,降低法定注册资本、扩大出资方式来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改革,以重塑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论电视购物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电视购物广告行业近几年来正在蓬勃发展,通过电视购物广告订购商品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然而,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该类合同中因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诉也在逐年剧增。本文从完善电视购物广告行业的法律法规、构建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管内容、明确并扩大相关主体的责任范围、增加消费者的任意解除权等几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全面地保护电视购物中的消费者权益。     

关于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的探讨

关于中国法定退休年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几个被广泛关注的因素: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变化,世界的退休年龄变化趋势以及退休年龄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当前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将导致女性退休后出现养老金低收益及"退而不休"现象。因而,建议中国应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并且应结合劳动力人口变化趋势,采用小步渐进的方式进行调整,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     

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

保险代位权是具有损害填补性质的保险的专有制度,它为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的利益归属提供了法律依据,防止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获得利益,有效地减少了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代位权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一项法定权利,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也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健康险、意外伤害险等人身保险也具有损害填补性质,与约定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适用代位权制度。保险代位权制度的核心是禁止不当得利,民法中的债权人代位权和请求权让与制度为其提供了理论,保险法中的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原则是其得以构建的基础。     

我国近期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分析

近年来,人民银行频繁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应对经济中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等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理想.文章基于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判断提出,政策时滞和公众预期、利率非市场化、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以及该政策本身的制度缺陷是造成法定准备金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据此提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加强政策配套等建议.     

缅怀与激励——小议清明节新的时代意义

“清明节”已有25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传统节日，2008年成为法定节假日。法定节日只是一个形式，如何赋予古老的传统节日以新的内涵，这就需要我们回答“今天的清明节怎么过？”民政部原则地倡导文明祭扫，但具体内容却很笼统。     

受刑人权利保护范围的探讨——从法定权利的视角

所谓受刑人权利,就是受刑人作为具有受刑人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受刑人,权利内容是享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受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由受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由法律规范和非法律的其它社会规范确认为正当的受刑人的行为或行为自由、行为方式。     

数字产业适用法定许可制度之探究

数字产业的发展遭遇"海量授权"瓶颈,为了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著作权纠纷,有观点提出将法定许可制度在数字产业中予以适用。文章针对此种观点进行剖析,立足于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实际,着眼于法定许可制度的本质,认为采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解决数字版权的授权问题需慎行。     

罪刑法定原则的心理学分析

在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原因之中,心理层面的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也可以说是根本,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也根基于其心理基础。要正确发挥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就必须研究其与社会潜意识的关系以及与人格理论的关系。从社会潜意识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要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包容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潜意识;从人格理论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要发挥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防止犯罪,就必须能对人们的超我产生促进作用,人们的超我强大了,人们自身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也就增强了。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心理学分析,使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状况的思考

文章从法理学、社会学等不同方面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价值 ,并指出了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运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呼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     

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对我国民法的启示

随着日本高龄化社会的急剧演变,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的老年人不断增长,使其成为了各种恶意交易的鱼饵或者自身出现了财产管理困难等诸多问题.对此,日本对原来的成年监护制度进行调整和创新,建立了由第三人来补充丧失的判断能力,并且由该第三人进行财产管理、法律帮助等行为,来防止被监护人权利被侵害为内容的新成年监护制度.我国高龄化现象也很严峻,可我国对应的成年监护的法律已很陈旧,而且与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经验的日本现行法律的比较来看,这种落后的法律制度已经无法与急速演变的社会关系发展相适应,需要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性潮流的崭新的成年监护制度.     

试论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和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共犯的比较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得出肯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结论和介绍贿赂罪有独立成罪的必要的结论。     

试论刑法规范的本体

若将违法定义为是对刑法规范或成文法规范的违反,对自然犯而言,不免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我们并不能通过其它成文规范的补强来实现行为模式的定型化.实质上,即便是法定犯,成文化只是规范在表层上的体现,未能触及法定犯义务的深层次本质.刑法规范与刑法条文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条文表达刑法规范,是刑法规范的载体,因此刑法规范是刑法条文的内容与实质.但规范与奈文并非等同.由于规范的内容是禁止规定,故刑法总则中存在一般性规定与原则性规定,并不属于刑法规范;刑法条文是直观的,而刑法规范则不是直观的.因此可以认为,违法性实质上是对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而刑法规范的本体则为"最低伦理"规范.     

论公证的模式特点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证制度的发展,对于优化法律体系架构和法制现代化意义非凡。中国公证行业尽管经由二十多年的恢复重建,但仍处在自发层面及实用性社会层面,而没能进入自觉性、制度化、规范化的境界。虽然在公证模式上我国沿袭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但却具有"混合式"特点。无论是公证行业准入标准,公证权性质,公证法定性的规定,还是公证证明之效力以及公证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都体现出我国公证模式混合式的"中国特色"。《公证法》的出台虽为公证制度成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公证在实践中却显多方掣肘。究其原因,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公证制度良性发展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大陆法系国家成熟而发达的公证制度一直被中国奉为圭臬,它也必将为中国公证制度发展择善而从提供借鉴。     

罪刑法定与我国刑法的价值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一个深刻的观念变革与价值重塑工程 ,只有从它的思想渊源、价值内涵等方面把握 ,才能使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理念转为法律现实” ,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得以贯彻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法定限制条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公司法中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审判实践的难点问题。然而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问题的规定依然不够明确,因此本文以新修订《公司法》为背景,结合公司法理,对学界已有观点进行分析评判,对“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结论。     

完善依法治税新探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实质是实现税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依法治税的核心思想是税收法治,这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依法治税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税收分配的现实状况,离依法治税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执法、法治观念、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地方税务以及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为完善我国依法治税,应当科学的实施税收征管、建立司法保障体系、强化税务代理、加强税收法律监督、尊重纳税人的权利。以推进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制的进程。     

合同法定形式效力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做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规定 ,但由于对法定形式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缺乏明确规定 ,引起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上的诸多不同理解和做法。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 ,补充规定“缺少法定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 ,修改第三十六条的“合同成立”为“合同有效” ,删除第四十四条关于批准、登记生效的规定 ,使我国合同形式的法律趋于完善成为必要。     

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社会性别分析

法定离婚理由是当事人请求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离婚判决的法律依据,是离婚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审视,法定离婚理由的演进表现为从男性专权到男女平权的轨迹;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已经明确规定法定离婚理由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从法律适用上分析,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因此,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应地增加列举内容,以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意对司法人员社会性别意识进行培养,从而推进性别平等的法律进程,并最终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