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标签运行之法律规制

碳标签主要是指产品碳足迹标签,其运行依赖政府支持、市场推动、企业参与三大支柱。规制碳标签的运行,应以低碳、公平、效率为目标,应处理好法律属性、推进方式、规范选择三个焦点问题。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为保障碳标签健康运行,有如下三点建议：第一,根据我国实践明确碳标签认证的法律属性和主管机关;第二,明确碳标签运行以我国法定碳排放计量标准为基础;第三,由国务院颁布“碳标签运行促进条例”。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国统一碳市场中的省际间配额分配问题研究

我国7个试点碳市场已全部启动交易,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开始进入关键期。但幅员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的国情使得公平分配省际间碳排放权配额成为全国统一碳市场顺利启动的必要前提。通过深入分析6种主要的全球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案及其公平原则,为全国统一碳市场中的省际间初始配额分配提供了6种可选择的量化方案,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省际间初始配额分配调整情况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我国统一碳市场中的省际配额分配方案选择提供了建议。     

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法治化建构：价值平衡与路径借鉴

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一场环保理念与制度供给的系统性变革。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工具,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启动两年之久,如何从地方试点体系迈向全国统一碳市场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需要处理好“央地双轨制”的体制现状,平衡好价值正当与发展现实、国家建构与地方探索、环保公益与个体获利之间的价值关系。借鉴欧盟体系化的建设思路以及美国区域碳市场的整合经验,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统一性建构,应当从完整的立法逻辑体系、明确的碳交易产品的法律属性、统一的碳配额互认与标准化合约机制等方面来搭建区域链接的基础,改变部门间碎片化的监管体制和信息披露形式,渐进式地推进“双轨制”碳交易体系变革。     

中国数字贸易规制的现状、挑战及重塑——以竞争中立原则为中心

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方法为代表的数字贸易,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经营模式,而且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正确审视世界经济最新发展,提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发展目标,依托以"互联网+"为主的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制制度和政策,在短期内实现了中国数字贸易升级换代。数字经济的颠覆性创新和动态性发展特征决定了数字贸易更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伴随着法治中国的推进,数字贸易规制相关立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平竞争维护力度不足、监管体制不完全适应数字贸易公平竞争发展需要、国内外数字贸易规则对接不准等问题。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是现有规制制度体系中的原则选择问题。因此,有必要创新现行数字贸易的规制制度,建构以竞争中立为指导原则的竞争导向型监管路径。     

申请加入DEPA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的相容性审视及优化路径

在全球数字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符合中国当前内部完善治理需求和外部应对“规锁”挑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内数据治理法规与DEPA对接的问题，并以此优化中国数据治理体系，将是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重点。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面采取了“原则+例外”的规制标准，其例外情形体现了比例原则之目的合法、手段合理和手段适度的内涵，确立了平衡“自由流动”与“安全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与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接上，中国数据本地化存储政策在适度性方面仍可能存在与之不相容的风险。中国应以DEPA标准为参照，以比例原则为指引，有序落实执法制度和配套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优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度性，驱动数据跨境流动体系良性运转。     

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多维评估和政策驱动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从生产流程绿色化、绿色生产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采用熵值法构建评价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性指标,并运用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建议从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制度,保持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优化环保税体系等方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化途径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在政府宏观管理下的“自主办学”，在多种力量作用下的“民主办学”，在自我约束机制下的“依法办学”。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用自治的原则和法治的理念，审视大学现实制度环境和突出问题，理顺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强化大学法人地位，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实现从“大学管理”向“大学治理”的转变。     

论渔业配额制度的起源及其内在法律特征

渔业配额制度是在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所导致的渔业危机和传统的投入控制管理模式失效的历史背景下,基于渔业资源生态特性而构建的一种产出式的渔业管理模式。它是在总可捕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雏形始见于美加间的渔业管理实践。冰岛、新西兰等主要渔业国家结合本国国情实施了不同外在形式的配额模式。该制度具有专属性、持续性、可转让性、激励性等外在法律特征。资源的特性决定了配额制度的实质内涵是一种不得超越总可捕量的共同义务。义务本位下的配额制度,其意蕴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产权问题。产权的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渔业危机,私权的行使必须处于公权力的监管之下,配额制度才能发挥应有实效,这是配额实质给予我们的启示。     

“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价值意蕴及其路径分析

能否将“双碳”有序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关系到“双碳”工作的稳妥推进和“3060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作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双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然也面临巨大挑战,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关系是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呈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逻辑关系,将“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需要遵循战略、制度和实践三重逻辑：在战略层面,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布局”科学把握和系统推进“双碳”工作;在制度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为基础框架实现“双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衔接融合;在实践层面,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四个统筹”与“四个协同”为基本遵循积极践行“双碳”战略。     

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若干问题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旨在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促进中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既可以回应国家法治的需求，也可以回应地方法治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推进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进程中，应当坚持几个重要原则，特别是“科”“技”并重的原则与激励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从三个方面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统筹中央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其他地方的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国外科技资源。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以回应地方立法的新趋势。     

粤港澳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完善法律机制，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服务

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法律机制已经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建设“粤港澳紧密合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粤港澳紧密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原则,包括一国两制港澳优先的原则、公私合作原则和贸易自由化原则;要从审议制度、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制缓和等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和改革,逐步推进有关法律机制的完善.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保持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指出，减碳目标方面，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减碳政策力度，以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通过加速绿色投资、充分发掘绿色消费潜力，缓解碳约束趋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转型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相对脱钩”,但未实现“绝对脱钩”,需要警惕“相对脱钩”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能源转型方面，能源结构呈清洁化趋势，但新能源消纳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战略的推进。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技术和能源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存在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因地制宜。政策工具方面，一是要提高碳市场定价效率，增强碳市场有效性；二是尽快开展碳税试点工作，形成对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     

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应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共识与框架下,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已成为管控全球平均温升目标的重要特征事实和加速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问题的关键物理表征指标,亦成为创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可能和新动能新优势的长远期战略选择。当前,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克服片面孤立静态追求碳排放物理量达峰与中和的研究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积极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加强有组织的碳达峰碳中和科学研究,服务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大局。在准确把握政策语境和政策应用情境建构方面,要统筹把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气候治理需求带来的发展和安全要求、人类文明形态创造激励,加强积极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妥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和能力建设。在加强气候变化科学与现代化发展政策对接方面,要从经济社会、民生福祉和治理体系效能等方面理解、完善和拓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内容与维度,不断完善“1+N”政策的经济分析体系。     

推进我国基层自治问题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进代表大会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基层自治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培养公民意识、健全各种机制、扩大自治范围等几个原则。     

碳排放政策的投资仲裁风险与因应

世界气候变化使各国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不断加重,持续影响全球产业发展。近来,一些国家实施了高碳产业禁令和可再生能源激励的碳排放政策,对部分外国投资者经济利益造成减损,违反了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外资待遇,引发大量投资争端。国际投资仲裁是最常适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由独立的仲裁庭审查东道国行为是否违反投资者享有的待遇,东道国则可能面临对投资者的巨额补偿。对此,我国在兑现“双碳”承诺的进程中,应结合先进的国际实践经验,及时完善已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其中系统性纳入在碳排放等领域的国家规制权条款及投资者义务条款。同时还需加强碳排放政策的合规性,制定灵活的产业激励或退出政策,以避免引发投资仲裁的风险。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江苏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为加快争夺全球气候规则制定主导权,同时为欧盟内部生产商和进口商创造更有优势的竞争环境,降低碳泄漏风险,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3年4月25日正式通过CBAM法案。CBAM计划对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六类产品率先征收碳关税;以2023—2025年为过渡期,2026年正式开征;在费用计算方面,优先采用实际碳排放强度确定碳排放量,并规定费用抵免情形。CBAM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诸多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符合WTO规则要求、是否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冲突、是否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等方面。在国际碳定价博弈加剧和国内碳市场尚不完善的大背景下,CBAM短期不会对江苏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长期可能导致产业链断链风险;铝和钢铁等部分高排放行业出口将受挫,但对江苏整体出口影响较为有限。为应对未来CBAM正式实施可能带来的挑战,江苏应上接国家战略,构建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下抓落地实施,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内强政策工具,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外拓多元贸易,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个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须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