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学》版本的初步研究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是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代表作,它有多个版本流行于世。第一版是由钱熙辅刊刻的,但印行无几就毁于兵祸。之后,李善兰在金陵重刊《重学》,并增补了三卷流体力学的内容。随即上海美华书馆亦重刊《重学》。此后,《重学》又被收入《中西算学大成》、《富强斋丛书》和《西学富强丛书》中,上海积山书局也重印了该书。在考察李善兰等人翻译《重学》背景的基础上,梳理了《重学》各版本间的关系。通过比较发现,在《重学》的上海美华书馆本、金陵刻本和《中西算学大成》本间存在着较大差别。其中,金陵刻本对后来的版本影响很大,成为后世翻印的模本。     

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古文苑》版本考

据郑樵<通志>记载,<古文苑>初编本有十卷.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加以整理校订,分为九卷.绍定五年(1232),章樵又加增订,并为注释,重分为二十一卷,故现行版本分两个系统,明清以来都曾经重新刊刻或抄写.九卷无注系统中,经过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和顾广圻校刻的<岱南阁丛书>本是较好的版本.章樵注本系统中,经过钱熙祚校勘,附有钱氏<校勘记>的<守山阁丛书>本无疑是最优的版本.     

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与中国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西书 ,厘定的一批译词具有文化转型意义 ,如以“脑囊”取代“心”为意识及记忆器官的专名 ;将古典疑问数词改造成数学核心术语“几何” ;通过“地球”一词反映“地圆说” ,以救正传统的“天圆地方说” ;确认“契丹”即“中国” ,改变了西方人中世纪以来模糊的远东地理观念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

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士人结合,创译一批术语,确立了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的范式,而在意译时又尽力借用汉语古典旧词,以便于中国人理解,这又引起围绕基督教至上神可否译作“上帝”、“天主”的论战,构成长达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     

《几何原本》的术语翻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中对术语的翻译遵循着简洁、连贯及归化的原则,主要采取借用已有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使用已有汉字的字形,赋予新义、创译新词等手段,扩展了汉语词汇的语义、推动了汉语多音节词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词汇的词缀化发展。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     

晚清学政的劝学活动与近代学术传承

晚清学政针对"荒经"日甚的现状,在劝学活动力守经史根本,发布条诫,开列书目,创办书院,指示士子读书门径,培植人才,对于近代学术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面对西学冲击,一些学政则尊信"西学中源"说,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引导士子改变知识结构,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空间,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     

论《慎子》的学术思想

传世的《守山阁丛书》本《慎子》是研究其学术思想的主要依据。它继承了“天道自然”的道家思想，对自然的天道规律人们应当认真遵循，并主张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势”、“法”、“术”为主体的法家学术思想。认为“势”是统治者一刻不能离的，“势”的获得是有条件的，既表现出独断性，也具有能动性。“法”、“术”则是维护“势”的工具。阐述了立法的必要性，又提出了立法原则、具体办法，以及统治者应当具有怎样的统治策略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的学术交流与翻译工作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是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在中算史上,李善兰既是数学家,又是翻译家和教育家,其著述之多、研究之广、成就之高,独步晚清。李善兰与同时代中算家的学术交流对中算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与西方传教士广泛的交流,则开启了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伟大阶段。李善兰的翻译著作较系统地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与观念,其翻译工作中所使用的名词和表述方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李善兰翻译工作涉及学科之多、内容之深,都是别人无从企及的,始于明末的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在李善兰手中达到顶峰。     

全国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出版

在新世纪之初 ,江汉大学市级重点学科文艺学学术带头人张教授主编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2 0 0 2年 )。这是中国学者在文艺生态学领域的可贵收获 ,也是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学科自创建以来取得的一批集中的学术成果。丛书由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中国古代文人同质群体的相互碰撞激荡,对每个人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研究他们之间的交谊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艺术史上的这种交谊现象进行研究,也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本文分析了明朝江南地区董其昌等“华亭三名士”与“吴中四才子”等江南地区画家之间的交谊,和寓居的文人画家同本地画家之间的交谊,及其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黄道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整个学术思潮有着很大的内在关联。他反对宋儒的道统观,反对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坚守性善论;他尊重汉儒,重视经学,同时他的经学思想受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影响较大;他有较强的子学意识,对道家、道教也很有兴趣,这在儒者中是少有的。黄道周有可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的易、历、律一体的思想无疑又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他较早地以道器来论中西科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差异,早在西学输入的明末,他就对中国文化的前景有着深沉的忧虑。黄道周的学术思想是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裂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反映。     

利玛窦的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

宗教传播是文化交往的重要实现机制。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宗教传播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认同了中华文化,而且在内容上会通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西文化,促成了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这一史实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实践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胡凤丹父子的目录学成就

胡凤丹父子为清末著名刻书家和藏书家,他们穷一生精力刊刻的《金华丛书》、《金华丛书书目提要》、《续金华丛书》及《金华经籍志》,不仅对保存金华地方文献作出了不朽贡献,而且在目录体系建构方面也有独特建树。特别是胡氏父子为刊刻之书所作的题解,考证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辨别书的真伪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评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一生在天文历法的科研活动中成就卓著。他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劳苦功高,然而在明清王朝,众多学者在“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潮中,掀起了长达二百多年“夷夏之辩”和“西学中源说”的争论。可以说,鉴于历史的背景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儒家经学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原因如明清时人为摆脱理论困境的作用,此种结果也是历史辩证法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