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黎仁凯洋务运动是晚清咸同之交一批先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曾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或由科举仕进的官僚士大夫，也有社会绅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学，洞达时务，深具忧患意识，力主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他...     

鲁迅笔下的灰、黑色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具有解剖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因而他对知识分子的解剖也是极为深刻的。他的笔下所塑造的一批灰色、黑色的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展现了他们各种复杂的内心世界。腐朽的封建文化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里的陈士成,就是鲁迅笔下深受封建科举和封建文化教育制度毒害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型知识分子。孔乙己是一个浸透了封建病毒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满口“之乎…     

"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

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敢于推陈出新,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科举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因此,科举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门领域。“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从文人心态看《聊斋志异》的文化意蕴——以《聊斋志异》中科举题材为中心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科举题材是《聊斋志异》重要内容之一,与蒲松龄一生的追求息息相关,也投射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科举成功又因屡屡失利对科举有些厌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进行抨击。     

胡秋原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秋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秦汉政制比较、汉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化过程与儒家知识人、传统政治文化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之论,涉及了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问题、道统与政统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知识分子之应然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三大尊严”问题.胡氏之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人也有警示与启迪作用.     

论开、天时期重功名尚边功的风尚及其对王维的影响

唐开元、天宝时期 ,边患战争频繁 ,玄宗好大喜功 ,特别注重边事 ,不次奖拔大量立边功者 ,遂使从军入幕建立边功而入仕成为一条较之科举更为便捷的仕进之路 ,从而形成一种重功名尚边功的时代风尚。在此风尚影响下 ,文士们多有“功名只向马上取”之想 ,颇乐意寻找机会入幕从军 ,并多在诗文中歌咏勇武报国气概 ,赞美边将与侠少 ,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王维尽管未走从军入仕之路 ,但其“少年精神”则突出地表现出他早年乃至壮年同样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     

试论方方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祖父”、“父亲”、“我们”三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方方小说以其敏锐的文学眼光和细腻的情感体验方式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命运指向做了历史性的建构。方方内心的道德拯救理想及其文化精英立场,使其在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劣根性进行剖析的同时,书写了对知识分子的尊严、终极理想的守护和期待。     

求真: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文中,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与正史记载严谨简约的笔法不同,冯梦龙更多采用"因文生事"的笔法,用亦真亦幻的笔墨来塑造李白。其文结合众多传说故事,写实的成分居少,想象、夸张的成分居多,将李白的人生经历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广大读者对李白有了另一种解读。而像冯梦龙这样的晚明士人,在精神气质及科举仕途上也多少与李白有某些相通之处: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因此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他便以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创作心理来塑造李白形象。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兰亭论

兰亭雅集是对“孔子与点”、“竹林七贤”、“梁园之聚”、“南皮之游”、“金谷之会”的承继、损益和再造新变,与隐逸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是魏晋风度的结晶,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艺术品味和精神追求,反映了魏晋士人追求文明、平等、自然、诗意及思想自觉的精神内涵。兰亭诗人在赏会自然中启悟哲思,因此能超越玄学。《兰亭集序》对人生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清中叶通俗小说抒情言志观的文学背景与时代文化内涵

到清代中叶,个性化的密室创作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写作方式,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通俗小说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对自我表现的强调是清代中叶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与清代中叶文人的境遇和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文人小说所抒发的郁结不平之情,同建功立业的迫切感和才华不得施展的无奈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文人小说所言之“志”的用世情怀,是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呈现,也有着深刻的时代文化内涵。     

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通俗小说

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在20世纪初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与作为“纯文学”的新文学不同,其现代性标志具有两个维度:物质的、商业的、市场的和精神的、人文的、审美的。前者经市场文化所催化,后者则为新文学精神所烛照。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伴随着后现代性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写作的当代长篇通俗小说产生了畸变。其从“媚俗”和“媚雅”两个方面消解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现代性,或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或是彻底商品化,沦为后现代的“文化工业”。为此,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性。     

《儒林外史》新议

《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它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富贵功名"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复古"倾向的理想主义者,遭遇"一代文人有厄"的时局,所以小说更多对"风尘恶俗"的讽刺与批判。《儒林外史》不仅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写心。它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的小说,它"足称讽刺之书",是我国社会小说的开山之作。     

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不同 ,张恨水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及其路径 ,有其独特的理解 ,他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成的合理性意义和支撑作用。他的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 ,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富有意味的“典型”。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永远失败,永远不甘于失败——后新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阅读札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知识分子比作“变压器”,指出,在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交融之时,知识分子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先进的文明并把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是慎重地用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延续下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敏锐地承受、自觉地重构中,直面现实;在现实的困境中徘徊、在徘徊中追寻,追寻中自觉不自觉地挥洒着自身的文化精神。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在近期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投映得自如而淋漓;它承继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特别是新时期十年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并形成了其特殊之处。     

宇宙情怀的衍生——“知人论世”谈金批《西厢记》序文

金圣叹一生致力于文才以追求功名。而时局的变迁,使他追求功名的方式发生了从“科举”到“立言”的变化。这一变化则促成金圣叹在承上启下、沟通文史的过程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宇宙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