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的“时政评述”

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时政评述。这些评述,以明朝灭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末主要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述;清初则主要表现为对明末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明亡的反思。小说中时政评述是作者参政议政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通俗文学对社会舆论和读者阅读兴趣的一种商业认同。它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     

情节的萌发与建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

"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的萌发和建构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了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正剧。赘婚可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劣名,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纳妾叙事

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习惯于追求"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因此他们会频繁地将纳妾这一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同时又能够引起激烈矛盾的婚俗写入小说。小说中所常见的"怨气丑声"的故事就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这类故事的矛头所指,不是纵欲的"妾",而是那些广蓄姬妾的男性,纳妾由此成为了男性好色的一个标签。而更为重要的情节模式则是"一妾破家":原本安然无事、风平浪静的家庭由于"纳妾"而掀起狂风巨浪,整个家庭因此而陷入倾覆毁灭的危机中。纳妾既是整段故事的起点,也往往被视为引发危机的源头。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小说作者在叙事中对于"纳妾"的依赖。纳妾不仅作为显赫社会地位的标志而被寄予某种想象,更有助于故事的叙述:缓解人物在婚姻道德上的困惑,并解决风流与阴骘无法并存的难题,使得小说的叙事能够不偏不倚地驶向最终的目标。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销售

书坊在明清通俗小说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单就销售一环而言，书坊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清书坊业采用书店销售、书市书摊销售、长途贩卖及送书上门等多种销售方式，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尽量压低销售价格，扩大销售对象；运用各种销售广告，吸引消费者。这些措施对通俗小说的推广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销售广告的广泛应用对通俗小说的版式特征造成了重要影响。     

大运河与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

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建阳向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建阳书坊业带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却促成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大运河在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为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层、便利的水陆运输与广阔的市场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保证了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 ,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废除贵族世袭做官的特权 ,防止了世袭贵族势力的再生 ,有利于肃清吏治 ,遏制买官卖官现象的蔓延等等方面。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 ,在唐宋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明清时期的科考内容与实际需要之间的背离 ,则早在唐宋就已经存在。学界所认为科举制度在唐宋所起的是积极作用而在明清所起的是负面影响的传统定论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通俗小说

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在20世纪初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与作为“纯文学”的新文学不同,其现代性标志具有两个维度:物质的、商业的、市场的和精神的、人文的、审美的。前者经市场文化所催化,后者则为新文学精神所烛照。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伴随着后现代性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写作的当代长篇通俗小说产生了畸变。其从“媚俗”和“媚雅”两个方面消解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现代性,或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或是彻底商品化,沦为后现代的“文化工业”。为此,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性。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论金兀术的"侠义"性格

《说岳全传》中反面人物金兀术忠奸观念和忠义行为表现有四对南宋忠臣良将、对南宋奸臣、对忠良后代亲人、对奸臣帮凶.如此描写,能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以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打动读者,更好地陪衬正面人物,故事情节更扣人心弦.忠奸观念宋元明清时代逐渐突出,金兀术形象的忠奸观念也被打上历史烙印.其外在积极表现和内在自律意识均体现了侠义,这种义还是忠义正统观念与民俗心理和平民意识交互影响的产物.如此塑造金兀术形象也有现实原因.总之,小说忠奸伦理描写的成熟,反映了正统思想、汉民族渴望摆脱民族压迫,唤起民族意识的时代要求和愿望,有引起读者认同互动的创作动机.     

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建设的耦合——以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系统,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与这个系统相互配合得较为良好的一个环节。它已完全超越了选官本身的意义,而成为集中体现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标志:它调动了宗法制的积极性,并将之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开放性;它倡导了追求礼法的价值观念,成为凝聚人心的坚韧纽带,有效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它强化了社会分层的等级意识,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相对和谐的稳定秩序。山东临朐冯氏家族的发展史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诠释。     

论明代城市发展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和古代小说的文章陆续出现。城市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影响通俗小说的创作,甚至成为小说内容的重要元素,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文中着力从明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意识的崛起、出版业的繁荣三个方面探究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从而使明代城市发展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得以更加丰富的呈现。     

论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尚俗观及其演变

以俗为尚 ,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尚俗观小说批评在明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语言论上 ,出现了由“近俗” ,“俚俗”到“通俗”的变化 ;在题材论上 ,存在由“俗趣”到“俗情”的变迁 ;在社会作用论上 ,有“娱俗”、“谕俗”之分。尚俗观的形成、演变与明代社会经济 ,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市民文化市场的形成与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是市民文化市场、文学运行机制孕育催生的结果。在近代化都市上海,通俗作家生产主体、读者群消费主体、通俗文学作品和期刊、出版等传媒之间的互动与运转,使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必然。     

论明清移民与巴渝文化的新变

人口是区域文化特性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要素。明清时期巴渝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因素,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成为该区域人口恢复和增长的主要因素。移民促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亚文化发展至清中后期逐渐融汇一体,对巴渝文化的序列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