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驱动下官僚科层制的发展进阶、衍生问题与优化路径

作为“理性的治理术”,韦伯的官僚科层制为政府乃至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构建了稳定的内在运作机制、合法的社会秩序与外在权威格局。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技术逐渐渗透到科层体制,给官僚制的组织形态、层级体系、权力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嵌入政府治理的广域场景,回顾从传统官僚主义到街头官僚主义再到算法官僚组织体系的转变过程,探究技术嵌入衍生的数据算法黑箱和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最后提出平衡技术效率和政治价值,规避官僚惰性,激发人的潜力,构建技术理性与官僚制的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希冀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的实践理路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具体面向,是理论领域与实践应用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行政决策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存在大数据算法技术简约化与行政问责复杂性、程序化与社会性、精准化与风险性之间等多重矛盾。以大数据算法技术视域下行政问责的现实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为考量,一方面应通过由规范治理到包容治理的深化、由协同治理到整体治理的升华、由技术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型进行思路重构;另一方面应探索提升组织机构效能、保障问责程序正当、强化制度体系规范、优化监管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以宏观思路转变和微观具体措施完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的进一步优化。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户外广告的空间政治学：权力博弈与公共性的“放逐”

在以户外广告为轴心的“空间场域”内,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城市形象旗号的户外广告治理运动,充斥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公众力量的被边缘化,使得其“合法性”宣称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迷障”。户外广告“公共性”的被“放逐”,其后果则是户外广告乱象的久治不愈。因此,引入公众力量,打破户外广告“空间场域”内“政府——企业”二元对立格局,生成政府领导下的“强政府——强企业——强公众”的权力关系．是治理户外广告,实现城市形象诉求、资本以及公共利益均衡的必然选择。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将把政府的行政职能纳入到人权保障体制中,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人权保障水平：但是,在目前权力巨大的行政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政府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实施人权保护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之处。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人权保护更主要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当在政府与市场（企业）结为一体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困难更大,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培育公民社会将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终途径。此外,政府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需建立客观有效且易行的地方政府人权职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     

职场监视5.0下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算法技术促使职场监视进行了5.0升级,由此造成的侵权风险以"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为技术路径嵌入算法雇佣决策,凸显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对规制算法技术侵权风险的意义.反观我国劳动者个人数据保护方式,无论是"用人单位的数据治理义务"还是"劳动者的个人数据赋权"在职场监视5.0下均面临诸多困境.基于此,应以数字人权、场景理念、预防原则、比例原则、人对机器的控制以及社会对话等六大基本理念为指引修正"用人单位的数据治理义务"与"劳动者的个人数据赋权",有效保护劳动者的个人数据.     

基于经济理性的学术造假治理探析

文章把科研工作者看作经济理性的个体,分析了学术造假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诱因,认为学术官场化是我国学术造假现象未能得到遏制的关键所在。应打破学术官场化,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新型科研管理体制,有效遏制学术造假者的寻租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行严厉惩处制度和公开监督制度提高科研工作者的造假损失和造假风险,使“不搞学术造假”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从而在制度上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剖析

美国传媒除个别如美国之音和公共广播系统外,基本上都是私营的,在经济上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在法律上又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享有相当的新闻自由权利。因此,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往往自认为是独立于美国既存三大权利(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权力体系,是美国社会中的“无冕之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手关系”(adversary relationship),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1]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美国传媒如何处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美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的。一、传媒与政府:从…     

行政重构与社会建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

社区治理一直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问题复杂化之间的矛盾、治理与服务割裂的困境，以及去行政化与自治化衔接不畅的问题。本文基于S市D社区的治理实践，以权力运作为视角，解释如何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推动社区有效治理。具体而言，党采用了“刚柔并济”的权力运作方式，一方面通过濡化机制和激励机制改善了社区治理参与性、主动性不足和自治力量发育不全的境况，克服了条块分割导致的服务供给碎片化和责任互相推诿的问题，实现了行政系统重构；另一方面通过渗透机制和响应机制解决了治理资源缺乏和社会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社会力量建构。由此，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实现了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同时，在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过程中，政党进一步提升了执政合法性，实现了权力再生产。     

基层自治“内卷化”与农村社会工作的结构性困境

当前村民自治的“内卷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乡政府及村组织的“自利性亢奋”,即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与服务意识淡漠。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村庄可能会卷入这种结构性矛盾之中,其专业的理念和价值与基层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悖,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当中。在政府强势建构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嵌入行政体制以获得合法性认同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面对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寻求较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支持,对基层政府的“不合法”行为进行规制,为服务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封闭与开放：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以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外溢性、公共性属性,边界地区多为环境污染高发区,使得环境问题逐渐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界限及单一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显现出跨部门、跨地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我国权力管辖具有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独享行政管辖权,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合作中面临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行政权力闭合特征下合作治理效能受限以及权力运行依据单一影响合作关系稳固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没有将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跨区域权力与区域内权力加以区分。以环境治理系统属性为开放前提,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空间的拓展为开放基础,地方政府间从行政边界向功能边界转化为开放保证。可以此构建起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找到一条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运行的合理路径,使权力在现有体制范围内有效运行,进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

放权于企是我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基础工程，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传统的权力观念、传统的权力无界定状况、传统的改革模式等许多因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企业权利之间关系的模糊，使放权于企没有足够的理性准则。为此，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这是改变行政功能、制约政府行为、实现行政法治化，从而实现企业在法治条件下自主经营的基本要求。而明确行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变更权力的结构，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明确分流，也使行政权能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企业权利，使政府引导中国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崭新历程。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行政应急责任体系化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例

行政应急过程中的责任具有多元性。各责任主体都必须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且应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行政应急过程中,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虽然权力可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但是必须遵循法治行政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政府主导原则。行政应急责任体系的模式选择应当采取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同时应当通过法律层面的程序规范与符合地方性需求的地方性规范的有机统一来实现行政应急责任的体系化,进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试论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定位,能否拥有民事法律权利、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拥有和继承财产等民事法问题;控制人工智能风险的责任分工、制定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体法律法规等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造成危害结果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等刑事法问题;人工智能可否决定国家使用武力、如何使用武力以及相应责任等军事法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大规模使用的初期,现实法律问题的个案有限,相对于解决问题,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