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金融风险与防控探究

区块链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在给金融发展带来新模式和新机遇的同时,在多个层面上也出现了新的风险,如数据与隐私方面的安全风险、经济与法律层面的风险以及区块链技术本身的风险。针对这些风险,从以下几方面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强化技术研发,满足区块链金融技术需求;构建严密的区块链监管体系;加快区块链金融立法,弥补法律空白。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金融犯罪刑罚原则探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金融犯罪的数量逐渐上升,国家对金融犯罪适用刑事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金融犯罪的发生。在对金融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除了应当遵循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罚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应当考虑金融犯罪的特点,遵循谦抑性、适度轻缓、公私权利平等保护、经济性、人本主义等项原则,以确保对金融犯罪定罪量刑的准确、适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金融刑罚的根本目的。     

构建白领职务侵占犯罪预防“安全阀”——从一起职务侵占夫妻共同犯罪谈起

当前职务犯罪已经蔓延到企业白领,企业白领职务侵占犯罪不仅给企业造成直接损失,破坏劳资关系,更严重的是破坏社会风气和社会信任,因此其犯罪危害性更大。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和组织体系的变迁以及白领阶层遭遇的社会困境等方面原因,造成当前中国白领容易从事职务侵占犯罪,因此企业白领职务侵占犯罪的预防首先应当从社会预防角度进行,即构建白领职务侵占犯罪预防“总阀”,改善企业自领所处的社会环境。同时白领职务侵占犯罪原因中个人环境至关重要,因此还应当从家庭、教育、企业、公共舆论等层面构建白领职务侵占犯罪的“关键阀”,从而共同形成白领职务侵占犯罪预防“安全阀”。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本土理论建构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如何建构一直是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当前的看门人理论和刑事合规理论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本土实践发展出来的特种行业监管理论,对前述问题更具解释力。特大平台并不等同于特种行业,但二者在经营业务层面和治理模式层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通过“特殊服务”这一衔接点,将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与特种行业监管理论相连接,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建构路径：特大平台从事“特殊服务”需获得特殊行政许可,而获得许可的前提是要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犯罪治理责任便是从事“特殊服务”的条件之一。若特大平台未能满足犯罪治理责任的要求,可采用注销许可和其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基于区块链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区块链的“多节点”协同,能促进国际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带动非传统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其中,在区块链上构筑的跨国信用、监管和认证体系,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所涉及的资产运筹、物流追踪和人道救助等工作契合,集中体现区块链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的应用性。作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导者,联合国对“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的引入,集中反映了区块链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广泛结合。相应的,联合国各专职部门,正联同其合作伙伴密集开发区块链在经济调节、供应链监管、个人信息认证等方面的功能,并将其运用于防治环境灾害、打击非法贸易、救助国际难民与打击人口贩运等领域,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雏形。然而,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稚嫩和政治敏感,以及相关治理项目造成的商业、社会冲击,将为“链上”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后续发展带来障碍。因此,为使该新型治理模式切实造福国际安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须加紧对区块链技术的因势利导、促其扬长避短。     

俄罗斯罪过理论的几个问题

俄罗斯的现行罪过理论与德国的罪责规范论同是对罪责心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即在新基础上的再生,但否定的思路各不相同.俄罗斯没有走近罪责规范论是多种因素的合力致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德国有别.罪过与犯罪的主观方面均系行为人与行为、结果的心理联系,在内容上两者是否重合,关键要看刑法上的规定.不能断言定势理论是揭示无认识过失犯罪的心理内容的最佳理论,但它至少为我们解读这种心理内容提供了心理学上的根据.     

共享经济中区块链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基于公主体与私主体的合作规制模式

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网络运营系统安全、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等方式弥补共享经济发展困局,并在共享经济中的数据共享领域、知识技能共享领域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区块链应用于共享经济会出现共享经济风险和区块链风险的双重风险叠加,具体表现为监管失灵风险、平台弱化风险、数据权属风险、信用修复风险和技术限制风险.共享经济中的区块链应用风险法律规制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法律规制原则指导下,依靠公共规制机构的强制性与禁止性手段和共享经济平台及其协会的自治能力来实现,并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评估法律规制绩效,同时注重区块链技术规制与规制区块链技术相协同.     

区块链存证在我国民事在线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辨析

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应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长久以来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认定存在的问题。但技术并不能保证绝对真实,技术上的真实与诉讼所求的案件真实也非完全对应关系,由区块链存证技术引发讨论和吹捧的“技治主义”在理论根据与技术支撑方面都存在缺陷。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在证据法上的本质是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鉴真方法,区块链存证技术应当回归到工具价值层面,确保存证平台和存证技术的规范性,同时需明确不同形式的区块链存证在真实性上有差异,对其所存在的安全问题、效率和成本问题也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予以解决,未来区块链存证不仅可以用于实体纠纷,还可以用于程序性事项存证。     

生命权平等性视角下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探讨

死刑废除论提倡生命高于一切、反对同态复仇和践行保障人权的法治观;死刑保留论以经济效率性、死刑预防性和刑罚道德诉求为基本论据。死刑存废之争对司法上合理锚定我国死刑适用范围和划定适用标准并无助益,死刑仍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刑罚方式,我国应当跳出死刑存废之争的泥潭,坚守死刑限制适用的司法立场,明确死刑具体适用标准才是当前我国刑法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应当以“生命权平等性”原则作为死刑适用的基本标准,只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人,才有可能被适用死刑。如此既符合刑罚报应主义、预防主义、罪刑均衡原则,也契合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精准贯彻“生命权平等性”标准,有助于协调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关系,也能为司法者提供明确的死刑适用标准,最终塑造尊重生命权的法治文化环境。     

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价值及其行为本质的分析

所谓虚拟财产,是指以数字化为存在方式的财产。它同非虚拟财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只能以二进制的逻辑结构为存在空间,而不能以具有时空性质的物理空间为存在方式。因此,虚拟财产的真实性存在于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虚拟真实,并非存在于思维中的虚构假象。虚拟财产的价值体现,必须经由从虚拟到现实的转化过程。尽管如此,它的获得主要通过人的劳动并伴随财产投入;它通过真实货币的兑换方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当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发生时,行为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受害人承受着实际经济损失,并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在本质上与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相同的,并不存在适用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盗窃罪条款的障碍。所以,此类行为应及时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     

元宇宙治理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及法律规制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AR技术的日益成熟,人类的宇宙观向数字宇宙转变,“元宇宙”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互联网新一代的发展趋势,虚拟社会兼具沉浸式体验、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性。然而,虚拟主体的多样化、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交易安全问题、元宇宙信息过载等问题衍生出一系列法律风险,主体多重身份引发的犯罪问题、数字资产交易的缺乏保障、信息过载导致环境的高度自治等潜在风险对虚拟社会的基础秩序提出挑战,亟待法律界对此进行回应。为了确保虚拟社会的有序发展,必须在风险范围内制定切实有效的规则,以技术和法律双重规制为原则,实现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及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高空抛物意见》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公共场所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弥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犯罪罪群体系上的处罚罅隙.高空抛物行为及其发生的场域复杂多样,应采取具体危险犯的判定模式,"情节严重"之标准要求足以引起公共场所周边不特定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仅限于故意,排除过失形式.在主观认识要素上要求行为人对抛掷物品的材质、密度等物理特性以及抛物之时空环境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为了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高空抛物罪的规制范围不宜过于扩张.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势必会对刑法体系中的其他罪名产生竞合或交叉,有必要从解释论上予以衔接、融贯,构建高空抛物行为司法应对的系统方案,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论刑法的正当性

刑法学界关于刑法正当性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即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正当论。这三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弱点。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包括刑法规范的创制和刑法规范的适用 ,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尊重和保障人类发展 ,这才是刑法的终极正当性所在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illegality and the theory of anti-value acts （Handlungsunwert）：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andpoi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违法性论是刑法理论的试金石,研究违法性判断的基准问题,对于形成学派论争,全面推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思考违法性问题的路径不同,由此导致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性都不相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规范期待,注重刑法的行为引导功能,是合理的理论。根据这种违法性论,违法性判断的核心是行为,法益侵害只是决定“行为性质”的要素;刑法不是单纯为了弥补损害,而要着眼于让国民养成规范意识,防止损害再次发生。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点来建构,以回应社会需要,促进公众的规范认同。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论政策性金融对金融发展理论的意义

在20世纪以前,关于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论述货币中性论观点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重新思考.政策性金融从功能论和结构论两个视角相结合来研究金融问题,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野.     

论期待可能性的体系定位及运作机理

在刑法发达史上,规范责任论取代心理责任论之过程,就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之过程。它既是责任根据转变的关节点,又是阶层体系合理细化的标志物。我们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在尊重人类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既有理论,吸收其合理成分以充实社会危害性理论,使其作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规范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规范中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前置判断、犯罪证成、量刑斟酌、后置检验。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

近几年,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风险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种类型：网络技术风险;业务管理风险;货币政策风险;法律法规风险;各种犯罪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个特点：并存性;多样性;虚拟性;超越性;速发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应遵循的原则：支持鼓励与规范管理相结合;行业行政监管与企业市场自律相结合;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相结合;保护用户利益与保护企业利益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相结合。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对策建议：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堵塞技术漏洞,降低技术风险;加强行业企业的市场自律,自觉防范风险;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完善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