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研究——基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性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1978～2009年的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了技术冲击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周期波动性,与产出是顺周期;二是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技术冲击能够解释一半以上劳动力转移的波动;三是技术冲击对产出、居民消费、投资和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正向冲击,而对就业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技术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大,对产出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次之,对投资影响最弱。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教育和培训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CLHL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分别运用Probit和"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测度了教育和职业培训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越高,具有初中或者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个体,相比于仅有小学学历的个体劳动参与率有较大的提高;培训对于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参加培训会将城镇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1.4%,工作年限与职业培训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变化趋势。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陕西省中部地区8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中部地区村域资源拥有及开发程度、村干部素质、村城基础设施条件、距城镇距离和家庭身份等对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就地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重视村干部的作用,加快农村各项优势资源的充分开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母亲在就地转移中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状态”的实例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动态”表述,所涉及的范围应该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安徽省阜阳市转移的实例出发,对农村劳动力“剩余”、输出、就业、“回流”四种状态作一简短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其一,农村贫困的根源在于不充分就业,而不充分就业在目前农村土地和其他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又以不充分转移为关键。其二,农村转移人员跨地区“流动”区域过于集中,劳务输入地边际产出明显,而输出地农业规模化生产却受到限制。其三,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环境与就业人员心态上存在严重“异化”现象,需从全民的道德素质和制度层面上予以改进。其四,近年内农村转移人员“回流”又以重返农业为主,在现有农村金融信贷体制下,农民创业更难。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国情,对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迁移也越来越普遍。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非农劳动力迁移的人口特征,同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方法,研究了非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对迁移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与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基于1 702个个体调查数据的研究

文章基于文献考察和经验观察,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3个层次的基本假设,并运用1 702个个体调查数据进行验证,进而综合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模型.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中的问题与建议——基于甘肃农村的调查

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影响以及农村劳动力资源培育的现实情况,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必须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需求,以保持劳动力转移和新农村建设协调、稳步和持续的发展。为此,本文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探讨和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技术进步、技能需求与就业结构 --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的技能偏态假说检验

文章在对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理论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利用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用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形式的计量模型,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技能偏态性的特点,导致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就业比重和收入比重的增加.同时,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中"技工荒"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分析——基于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首先对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分类,分析二者动态不一致及趋于同步的影响因素,得出土地自用机会成本、劳动力城市永久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是决定因素。然后提出建立土地周期动态流转机制、信息化阶梯式培训机制和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再依据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最低工资的就业和工作时间效应——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月工资低于拟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赫克曼模型、倾向值匹配、托宾模型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率,提高了劳动者的周工作时间;实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越大的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后延长的工作时间越多,并由此形成同质劳动力替代;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造成就业率下降而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效果相对较小;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总体上提高了劳动供给。     

Internet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Gy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信息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Internet使用为例,估计了信息技术的工资回报率,并探讨了其在农村和非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教育、民族和婚姻等因素后,Internet的使用仍然能够带来约60％额外收入。其中农村地区约为78％,非农村地区约为38％。如果采用上网变量其他度量方法,或者采取趋势得分法（PSM）,仍然得到基本一致的实证发现。这充分表明,信息化对于个人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非农村相比,农村的提升效果更强。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