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一种解读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从“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走向“沉默”的历史。其中 ,有在“存在者”中寻找“是什么”的根据的本体论的努力 ,有用“是什么”去捕捉“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企图 ,有试图超越“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不可同一的设想 ;还有的为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划定界限 ,但最后都不得不面对“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悖论而走向“沉默”。历史给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命运中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意义的契机 ,因为面对形而上学的“沉默”悖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哲学”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     

论苏青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论苏青作品中的女权意识宋彦尽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与历史渊源，世界妇女的地位却大体相同，她们共同处于“菲勒斯中心”文化中被压迫、被压抑、被言说的“他者”地位。作为与男权中心社会相对立而存在的一个群体，她们是“缺席与缄默”的。法国著名的女...     

“训话”还是“对话”?——论《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所谓的“独裁者(Diktator)”首先是指那种拥有无上“话语霸权”、并以“训话”(Diktat)为主要言说方式的人。本文通过对《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论语》中的“孔子”本质上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训话者”,“Diktat”是他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体系”内在的要求和必然的结果。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家乡概念

海德格尔对家乡 (自然 )的热爱在他的生存论本体论维度里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 ,海德格尔跟纳粹的牵扯跟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然而 ,海德格尔的返乡之梦的诱惑乃是 :哪怕我们不能再度以希腊方式存在和思考 ,我们又总是需要认清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解释这一横在希腊人与我们之间的重要屏障 ,只要人类开始思考无家可归的状态 ,学会听“语言言说” ,我们仍然能够回忆存在的开端经验。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庄子之道的诗化言说方式

庄子的重要概念“封”所分隔开来的物之间因为还有亲密性从而具有能够再次结合贯通的可能,离开道之路也是返回道之路,而返回道之路即诗化的言说方式.在此区分了两种语言观,即符合论的表达和“语言说”,而后者即诗化的言说方式就是庄子使用的道说方式.“天籁”即诗化言说将在场者留在远处以使之持存,而诗化的言说即道说最终就是一种寂静之音,即庄子所说的“大辩无言”.     

"负的方法"与"不可言说"--冯友兰新理学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比较申论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和冯先生在运用逻辑分析法言说"可以言说者"方面保持一致的话,面对"不可言说者"的人生问题,两者则终归体现出"沉默"与"言说"的分野,这种分野又从一个侧面透射出中西哲学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精神性的内省境界与外在性的科学认知.     

论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诗歌语言按照和谐、对称的规律运动,其结果,使 诗具有了韵律、节奏,呈现出音乐性。本文试图探索诗 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探索韵律的形成以及节奏、 韵律、音乐性与诗的关系。 当我们日常交流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一种工 具,要遵守人为的语法逻辑规则,按着人的意志进行言 说,处在一种被操纵、被支配、被束缚的“被动”状 态。当语言获得解放,进入诗歌状态,即实现自我言说 时,就进入一种自我游戏的运动状态,也即审美状态。 这只有在诗歌中,当语言获得解放,实现自我言说时才 …     

鲁迅的别样十年

“沉默”和“呐喊”应当是与鲁迅思想中本质意义的“绝望”与“希望”相对应的标志性行为,在“沉默”中似乎包含了更为丰富的鲁迅,“沉默”对于鲁迅应当是更本质的,这里不仅有他思想者的求索,也有他普通人的打拼和偷闲。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言说与沉默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语言哲学关心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关注人的内心“真实”.她运用内心独白等方式,让人们的精神世界自由流露.她认为,在言说人们心灵的过程中,人的感情和精神世界有时无法用语言表达,此时的沉默和显示更加意味深长.本文从伍尔夫的多部小说中分析伍尔夫如何通过独白、沉默和显示表达对于生命与情感的真实看法.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     

意会：对不可言说的言说

意会，是一个具有东方艺术思维特点的审美范畴．意会的言说是一种超越于语言载体的对艺术世界的把握方式．它强调体验与感悟，重视个性与创造，意会的言说是一种有“滋味”的言说．从艺术表现形态而言，意会的言说提倡“油然心生”，主张“不求甚解”，认为“神闲意定”，强调“直指人心”，试图“以意胜言”，常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意会的言说是一种以有限形式（包括语言文字）言说无限内容的言说方式．     

马克思哲学劳动主题引论——兼与吴晓明教授对话

吴晓明教授提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是“意识内在性”,因而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分别以对象性的活动和此在走出了意识内在性,实现了现代哲学革命,这是因为对象性的活动和此在都具有“在外性”。但笔者认为,“在外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它很难破除内在自我意识的“总体性”。走出意识内在性的根本在于找到与自我意识相对立的异质性存在,只有走向异质性存在才能真正否定意识的内在性。“在外性”的实质即是异质性或否定性。黑格尔的否定只是在同质性范围内的否定,因而不是真正的否定。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确立了物质生产劳动的否定性意义,这是他走出意识内在性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社会性概念重构

以“社会学”的名义去框定马克思,需要理解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革命”。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原则的“社会性”缺乏深入关注,妨碍了我们对两者之间“革命”实质的理解,从而也会对建构马克思社会理论产生误导。以霍布斯与黑格尔为个案可以看到,“社会性Ⅰ”具有外在强制结构的特质,而黑格尔则更直白地在内在性维度的“社会性Ⅱ”层面为现代性重构提供方案。这两类思路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基本思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则可以看到,马克思指向的是“社会性Ⅲ”,他要求侧重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人之行动的内在关联,从而在阶级与资本互动的逻辑上寻求人之存在方式变革,这也显示了马克思与西方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能近取譬”到“指事问义”:中国哲学的一种说理方式

本文就中国哲学史上一类重要的言谈说理方式——先秦儒家的“能近取譬”与唐代禅宗的“指事问义”——进行研究,探讨了这类象征性言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在儒家与禅宗思想中的应用。以《易传》“系辞”中取相观通的方式为案例,阐析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论理原则,同时比较分析了中国禅宗南北两宗及临济宗等学派如何假借各种象征性的手法,以譬喻方式来阐明开悟的境界。从而认为儒家与禅宗所提出的这类言说道体的方式,经由具体经验中的见闻觉察,推而广之去阐明普遍性的道体原则。幽远之道是透过个体的切己经验,譬喻式地来表现的,这与以玄学或形而上学来论说道体的言说方式是相当不同的类型,可以将其看作哲学史上非常特别的一种道体言谈方式。同时,本文还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了这类言说与传统形上学论述之间的互动转换关系。     

沉默的“他者”——从属下理论解析《土生子》

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的小说《土生子》是一部反映美国当时社会制度的扛鼎之作.本文将小说中的三位黑人女性作为分析重点,以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来分析三位黑人女性的属下性.由于黑人女性长期承受着白人主流文化和父权制文化的双重压迫,导致她们不能发声,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我意识,从而成为沉默的“他者”.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正是强调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呼吁女性不能再做沉默的“他者”,树立自我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     

审美的两难困境——汪曾祺散文新论

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此时无声胜有声——会话沉默的功能浅析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沉默往往赋予不同的含义。虽然在高低语境中对话语沉默的诠释差异很大,但不可否认,话语沉默作为一种"非语言交际行为"确实在交际中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学、伦理学等也都强调用超越表征语言的言说方式来表达,从而达到比"有声"更高的艺术效果。旨在通过对会话沉默这种特殊的交际模式的功能分析,着重强调沉默的交际功能,以及在日常会话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沉默来促进交际双方的沟通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