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与中国利益

随着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首先，通过对目前多边框架内的207份WTO电子商务提案、48份WTO“电子商务联合倡议”提案、《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进行全样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美国、欧盟等核心经济体在WTO框架内就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谈判目的、谈判导向、谈判模式、机制路径、谈判焦点，以及特殊差别待遇原则均存在显著差异。其次，《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是WTO未来开展数字议题谈判的基础，反映了核心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程度、开放水平、监管理念差异带来的利益分歧。因此，现阶段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云服务、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等数字贸易“新”议题上具有较强的守势利益，在物流服务、数字支付服务等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传统货物贸易升级，以及5G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具有先发优势的议题上具有较强的攻势利益。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20年。从开始谈判到正式加入履行承诺,中国主动对标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完善已有贸易法规制度,提高贸易制度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国际化。中国“入世”对全球增长有显著推动效应,对降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亦有贡献。“入世”后中国更注重贸易制度国际化,重视协调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贸易制度与全球贸易体系融合演进,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中的角色作用更加突出但也更具挑战性。面向未来,中国应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签署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提高贸易制度国际化水平,建设性参与WTO新议题谈判,以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要素禀赋异质性视角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素禀赋异质性导致各国数字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回流和贸易规则重塑两个途径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要素禀赋转变,将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数字贸易发展的包容性基点:中美欧数字贸易规则比较研究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未成形,各国正试图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兼顾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实现全领域发展主体的普惠性共享式参与。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美国、欧盟当前数字贸易规则实践,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吸收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大国优势,尝试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数字贸易体系;美国基于技术优势,试图以技术霸权掌控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欧盟作为全球最大数字贸易市场之一,追求“数字主权”,寻求严苛细致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通过对规则制定和三方既有法律法案的比较,文章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数字贸易规则在网络安全、数据分级保护、数据安全评估机制等领域条文表述相近,因而存在包容性发展的可能。这为未来在数字贸易领域中,三方开展更大范围合作打下基础,为实现全球数字贸易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论WTO体制下的贸易与人权保护

全球化趋势不仅使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了人权保护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人们通过贸易发展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最终实现各种人权的手段,因此,在WTO的贸易规则中引入人权保护机制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在WTO的各项规则中已经体现了对人权的关注,但WTO体制下的贸易也还是在某些领域存在与人权的制度性冲突.在WTo框架下整合人权因素应为当务之急.对WTO体制下贸易和人权保护的协调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读WTO规则时考虑人权因素.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国际比较与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型式。论文利用2014—2021年间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比较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限制程度水平及变化趋势，并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有一定上涨趋势，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连通领域；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经济自由度水平更高和与其他国家文化差异更小的国家倾向于设置更低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别对基础设施与连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壁垒五类限制措施进行回归，并按国家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子类中存在较显著的异质性。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入世后我国关税运用的调整与定位转变

综合分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中关税运用的调整,探寻了我国入世后关税运用定位的变迁规律。研究认为,入世后我国关税调整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性与前瞻性转变,关税的财政与保护职能定位已弱化,宏观调控职能凸显且目标趋于多元化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影响,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颠覆或将成为关税的新一轮升级方向。因此,建议在顺应WTO可持续发展的规则下,政府可优先调整数字经济产业的关税结构,有效发挥关税调控职能,抓牢数字化发展机遇。     

2020新议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化转型与国际合作治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2020新议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也受制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但其脆弱性也逐渐显现。各国调整全球化利益目标将推动全球化结构性转型,全球价值链将从快速扩张走向稳健布局和产业风险可控。一国的全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全球化初期基于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亟需国际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数字鸿沟与贸易距离弹性：“距离之谜”的再探究

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解释“距离之谜”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在Akerman的理论框架下分析数字鸿沟对贸易距离弹性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分析了其影响机制。之后利用WIOD2016版数据库2000—2014年42个经济体的数据,在数字鸿沟视角下采用引力模型研究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00—2014年贸易距离弹性稳定在0.85左右,在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后,贸易距离弹性总体降低了67.2%,这说明数字鸿沟的扩大提高了贸易距离弹性,从而解释了贸易距离弹性不随信息通信技术进步而下降的“距离之谜”现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扩大了贸易伙伴国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差异,降低了双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最终作用于双边贸易,使贸易距离弹性增大。在替换因变量为增加值贸易、更换数字鸿沟衡量方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了数字鸿沟是21世纪以来“距离之谜”现象的成因之一,在数字鸿沟视角下对“距离之谜”做出新的解释。     

重新认识WTO

世界主义主张以WTO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各国经济和福利增长。民族主义则反对贸易自由化。WTO正是这个两种力量妥协的产物,它既体现了世界主义也包容了民族主义。现实的贸易体制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畸轻畸重的组合。WTO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说的那样,对民族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对民族国家有利也有弊。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同WTO原则的冲突——理论与实证分析

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在GATT/WTO法律层面持续引起学者们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激烈争论。而气候变化博弈中,WTO成员方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单边措施,可能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其他若干规则。对从未做出碳减排承诺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可能违反SCM协定,TRIPs协定很难成功适用于气候友好型技术的转让与应用之中,这都是气候变化下WTO争端问题凸显的主因。本文通过探讨碳关税等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WTO的一致性,对GATT/WTO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争端解决案例进行解读,探寻气候变化下WTO争端解决的未来走向,对我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策略。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多边贸易体系前景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谈判、贸易监督及争端解决三大职能陷入困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冲击多边贸易体系,WTO改革亟待进行,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并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的转变。目前,主要成员已提出多项WTO改革方案,然而各方围绕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则谈判、透明度等议题的分歧凸显,为WTO改革蒙上阴影。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保护主义、区域主义以及美国掣肘的影响,发展前景具有复杂性。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但是推动WTO改革也面临一些挑战,为此,中国在提出WTO改革方案的同时,还需加快国内改革步伐,积极协调各方立场,重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相关问题探析——基于中日韩合作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围绕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所展开的规则博弈已经成为国际经贸秩序重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数字贸易是与传统的货物及服务贸易密切关联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区域化导致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化,进而产生了相关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美国和欧盟率先构建了"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的数字贸易规则,意图锁定低技术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空间。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凸显了形成"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的必要性。RCEP的成功缔结生成了"东亚模板"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局的双重冲击,东亚经济合作面临严峻的局面。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大国,应维护合作大局,谋求进一步深化合作,探索符合东亚整体利益诉求和发展模式的数字贸易规则,推进以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数字贸易规则"东亚模板"构建。     

多哈回合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困境及中国策略选择

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经十余年,跌宕起伏,虽然已现硕果雏形,却难达成最终协议。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所涉议题被称为三大支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其中,市场准入议题是整个农业谈判的难点,经过多哈回合几个阶段的博弈,几个实质性问题仍面临困境。从影响市场准入议题久拖不决的主要因素来看,我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应明确我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的立场和目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及加大开拓南南贸易的力度,同时还应提升谈判的技巧。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持续深化数字福州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对福州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改善民生保障,增进社会福祉、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数字化转型阻力较大、数字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应从培育数字技术人才、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据应用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措施,推动数字福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开放的诸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改革的路径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未来几年面临着重要的治理挑战。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新战略,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以封闭式诸边协定(PAs)和开放式关键多数协定(CMAs)形式为主的诸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俱乐部中的俱乐部"。诸边主义兴起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它既可能重振世界贸易,使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也可能会使全球贸易体制碎片化。政策制定者应利用诸边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限制诸边主义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制度的负面影响。为了诸边主义有效和可持续,它必须与多边准则和原则相结合,任何诸边办法都应提供灵活性的空间,以便在多边层次上促进最终的一致。     

论WTO和多边环境协议体系之间潜在的冲突和解决

WTO和多边环境协议是两套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两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随着贸易和环境的进一步融合,贸易规则和环境规则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国际法学界提出的解决WTO和多边环境协议之间的冲突的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在WTO体系之内解决,在WTO体系之外解决,以及合作性解决。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劣。规范性和实证性分析表明,WTO体系可以容纳多边环境协议中的贸易措施,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越来越重视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故,最佳但非完美的方案是坚持在WTO体系之内解决的前提下改善WTO现有的环境规则,注重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平衡。     

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信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母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绩效特征,利用前后向产业关联GVC参与度指数对出口与产出数据中的国外增加值进行测算,刻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发现,中国OFDI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企业OFDI的GVC攀升效应没有充分显现,GVC分工相对地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依靠原始创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新格局,加快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国外关于世界环境组织的研究

近年来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指出 ,全球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治理体制分散 ,治理资源缺乏 ,国际环境治理决策执行不力 ,贸易争端与环境议题相互纠缠等问题 ,应当对现行全球环境治理体制进行改革。许多人因此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机构———世界环境组织———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扭转全球环境质量恶化的倾向 ,并运用全球公共品和跨国外部性等概念对创建世界环境组织的提议进行了理论论证。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指出中国学术界加强国际环境管理问题 (包括世界环境组织 )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