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

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在当代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作家深入城市的物态风景与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围绕城市现代功能提升、经济体制改革、城乡融合发展、文化人格塑造等问题展开书写，想象城市和城市人的理想形态，确立了“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双向互动的叙事路径。“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价值内核，以人在城市中的现代化体验为纽带，彰显城市人精神的多向性特质，探究理想的市民伦理道德。进入新时代，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追求“诗”与“思”的双重深化，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目标，及时发现、关注新兴社会群体，营造理想的城市人文氛围，厚植城市精神品格，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持。     

试论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

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在其演进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学传统.在现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经过对传统经验的选择与改造,实现对传统的承传与超越,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步形成了体现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建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其一,女性自我表现:从自叙传到“精神创造传统”;其二,性爱书写和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其三,创作方法上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传统.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城市文化书写研究——以“老北京”与“大上海”的文学考察为中心

城市文学书写,是个永恒的主题。自从城市形成以来,历代作家采用不同的形式,用文学之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真实、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城市景象。因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亦如人,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性格。文化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年轻学科,其研究的重心,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人＂的问题上来,文学是人学,而城市文学是城市人的文学,采用文化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对城市文学进行解读,会有新的收获。文章主要选择从老舍与张爱玲小说中对各自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叙写,揭示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     

论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

作为世界文学共同母题的孤独,由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中得以再度彰显和书写.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是在人的存在的孤独与民族自我孤独意识的书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中,新时期中国小说对孤独意识的自我书写集中指向了对民族文化封闭、内向性发展的批判与拷问以及对背负道德重担的孤独者的塑造,这些孤独意识不仅是此期中国作家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反思的结果,在深广的层面上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     

现代性的理性反思:新世纪天津诗歌的城市书写

<正>文学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化的反映,城市是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形象之一。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张和重新组合,城市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对象并日益凸显,构成了文学表现的独特的审美对象。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体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反思了现代性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的城市书写有了较大的突破,作家们置身于这座城市中,注视着、体验着、书写着这座城市。而天津诗歌的城市书写更是对城市发展中的现代性进行了理性的反思。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生态之思: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价值论

生态之思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中轴和总体指向,他们的创作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有情观照其他物种,以生态异化现象批判现实的鄙陋与贪婪。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之思返归天人合一的文化根脉,铸就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生命哲学维度,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具备非凡的审美品格,并为现实主义写作赋予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现代主义的奇崛,实现了现实主义内涵的审美增生。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他们以生态之思表述历史、文化的真实,也以生态之思承载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异,更以生态之思激扬文学当有之深厚情感与飞腾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生态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出发的生态之思,正引领他们创造具有苍穹般浩瀚气度的文学世界。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生成——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生态伦理

生态中心主义观照整个生态系统,而整个生态系统容纳所有生命,超越了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这种以所有生命体共存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的中国动物文学创作。动物不再仅仅是反观人性的工具或者符码,更是作为纯粹的审美主体探察众多生命样态存在的样本。以塑造狗和狼形象为主的中国动物文学,逐渐卸下了人性外衣,切近动物本性,尤以郭雪波、陈应松、叶广芩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作家为代表。郭雪波塑造新型的沙漠狼和狐狸形象,以期实现生态救赎;陈应松主张“人兽相融”,忧虑神农架面临的生态危机,批判引发生态危机的元凶——人;叶广芩以母性的包容和体恤,书写秦岭山地人和动物的冲突与和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则体现了纯粹的动物叙事和生态书写的本真。他们平视动物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彰显生态伦理价值观,塑造了一系列原生态的动物形象。确保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的生成,既是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审美新变,又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伦理立场的文学选择,还与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相吻合。     

土地文化的桎梏——当代河南文学的文化批判

乡土情感属于索价高昂的感情,乡土在给予心灵皈依的同时很可能也在画地为牢.中原地域文化对当代河南文学的桎梏,表现于充满先见的城市书写,不仅致使作家无法深入到城市的腹地聆听城市的心脏跳动,而且也导致无法真实地描摹现代化进程中变化的乡土乡村.同时,由于缺乏形而上的哲思,与现实太近,只有“沉重的肉身”,沉浸于苦难叙述而难以自拔.在当代河南文学里,宗教并未以“信仰”状态出现,还只是以形而下的“器”而被运用,这使我们虽沿着作家的心灵之旅,却一路寻觅不到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

现代巴蜀作家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书写,率先展示出区域文学在中国的现实发生,继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区域化进行了大力推进,书写出典范之作,直接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发展。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城市空间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本文梳理了城市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性关系。人们在既往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研究，而未强调历史进程中城市文化现象与文学表征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指出，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以城市为标识的生存方式及其基于都市经验的精神状态，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塑形作用，它不仅带来了文学书写主旨的变化，同时也促使文学融入文化现代性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多元的论域，它既包括文学书写的主旨、策略以及文学研究理论指向的变化，也有效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迁移对于认知的激发作用。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多重要素的考察，有利于人们认识文学以诗性语言呈现思想的有效性。     

转型期的中国先锋文学状态

八十年代末先锋派文学以文本实验为特征,对传统文学思维等进行的多种层面的颠覆,是以对文学本身的解放为宗旨的;而进入九十年代,时尚消费文学的“前卫”和“先锋”行动却具有颠覆文学本身存在的危险特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先锋文学状态这一内在发展脉络的把握和体认需要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     

“生态困限”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

国内哲学界对“生态困限”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观念的层面 ,即主要集中在对导致“生态困限”的思想前提和理论预设的反思和批判上。本文认为 ,比观念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发展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生存方式 ,观念的病症根源于社会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的病症。因此理解“生态困限”的根源并寻求超越“生态困限”的途径 ,乃在于对社会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 ,并为寻求社会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出切实的努力。     

精神救赎:“底层文学”的主题开掘向度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以一种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姿态带来了文学主题的新突破,找回文学关注现实、推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性价值。然而,"底层文学"对社会底层的观照,大多只是停留在对底层苦难生活和艰难处境的道德性同情之上,很少涉及对底层社会精神世界的展示和批判。即使有些作家开始涉及这一主题,但是,他们的作品多是对底层人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没有真正书写当下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理想精神价值。抒写底层社会美好的精神理想,更深层面的实现文学的精神救赎价值,应该成为底层文学最重要的关注点,实现精神救赎价值仍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主题开掘向度。     

城市文学中的景观意象和空间构形

城市文学表现城市风貌和文化,会牵涉到大量的城市建筑描写,这也是城市文学的一大特殊性,然而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多从宏观入手,着眼于市场经济、权力政治等抽象的表征,直接跳过了现实层面的城市建筑景观和空间。借用建筑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中较为典型的几组景观意象和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和总结,不难发现,建筑书写之于城市文学,有着独特而稳定的美学效果和文本功能;以建筑来观照城市文学,有望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