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深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有关“诗与非诗”“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现实与诗”“诗与经验”“诗的戏剧化”“想象逻辑”“戏剧主义”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观点以及诗论文本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首先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其次是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再次是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最后是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简论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创作

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诗坛,有九位年轻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经常在进步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忧时伤世、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篇,着力开拓新诗表现社会人生的智慧风采.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与诗论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流派特色,他们既坚持了新诗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贯主张,又力求使人民心志与个人情感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     

“古典的”丰赡与清明——论唐湜诗论的形态特征

作为九叶诗论双轨之一的唐湜诗论,与他诗友袁可嘉的诗论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新诗现代化”,但在形态建设上则大相径庭。如果说,袁可嘉侧重以径直前行的姿态追寻新诗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唐湜则侧重以返观深潜的方式把握新诗现代化的精义。 九叶诗论追寻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向度无疑的是重智性、重本休。即如西方现代主义诗论所昭示的:“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语)。九叶诗论的这一追寻向度,将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水平提高到了与世界诗潮同步的层次。然而,这一建设于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交战时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论袁可嘉现代诗学体系的文化意义

袁可嘉是四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现代诗学体系的最早构建者。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与“新诗戏剧化”的美学策略又可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这样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既是对被战火一度阻隔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 ,又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新的阐释与发扬。袁可嘉诗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探求的先锋意义因为历史的超前性 ,必然伴随着对当时文化状况的痛苦省察与沉重反思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从孤寂到广阔

“九叶派”诗人陈敬容的诗歌创作反映了她的人生遭际和情感发展,早年的诗充满青春的感伤与骄傲;40年代中后期的诗更具力度与风骨,充满中年的批判与深思;晚年的诗表现了智慧老者的质朴与淡然。陈敬容诗歌内容的变化既是多灾多难时代隐曲幽微的反映,又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处处闪烁着诗者的智慧情思。     

浅论唐湜四十年代的诗论

在40年代,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国统区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幸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位年轻的诗人,在继承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在新诗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探索着,逐步形成了诗歌美学观点大体相同、诗风大体相似的新诗流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40年代的诗选《九叶集》,所以近年人们将这一新诗流派称作“九叶”诗派。     

论“九叶”诗派

上四十年代后期,在中国的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流派。这就是以九位艺术观点与风格都比较相近的年轻诗人为代表的“九叶”诗派。九位诗人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公开打出     

黄庭坚诗歌审美论略说

近几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美学史以及美学资料、诗话选编一类的书出版了不少.它们对于黄庭坚的诗歌审美理论,或者无所顾及,或者顾及而没有抓到痒处,或者更从反面立论,说“黄庭坚忽略了诗的审美特质”,他的诗论干扰了“探索诗的内在审美特质”这一“宋代诗歌理论的主流”,是“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逆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相同志趣下的别样情怀——以穆旦、辛笛的诗歌为例看"九叶"诗派内部的差异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出现一个重要的诗歌群体,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该诗派成员共9人,实分为两支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毕业于西南联大,受到外国现代派诗歌的熏染较深;辛笛、杭约赫、唐祈、唐湜、陈敬容则较多接收新诗的艺术传统或现实主义精神.穆旦、辛笛作为这两支的代表,其诗学风格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文中试图以他俩人为例,通过分析比较他们诗学风格的差异,来了解九叶诗派内部的区别.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九叶”诗派及其代表诗人穆旦

20世纪 40年代,国统区出现一个重要诗歌群体,即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该诗派成员 9人,实分为两支,穆旦、杜运夔、郑敏、袁可嘉出身于西南联大诗群,系正宗智性现代派;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则湜在特定时期分别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他们既有超越社会现实之心,又怀介入时代斗争之志,是富于良知的知识者,以智性现代派把握世界的独特的认识角度,概括出新颖的感觉方式,传达诗情突进的艺术技巧来展现大动荡中生存体验的创作群体,而穆旦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九叶诗派的结构形态及外国诗人

九叶诗派是个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 袁可嘉、穆旦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与代表者,当时,他们中没有出现过作为流派领袖的诗人,如李金发之与象征诗派,戴望舒之与30年代现代派;他们也没有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也谈不上发表统一的宣言纲领,只有一篇《我们呼唤》(《中国新诗》第一集代序)代表着他们共同的追求与主张.这个由唐湜执笔的代序阐述     

九叶诗派与民族国家想象

一、诗歌与国家神话某些理论图景一再地得到凸显———文学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视阈,诗意的形式不断地冲击保守的内涵,诗学理论与意识形态达到自洽。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智能,是文学桂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诗人就如同一个超凡脱俗的浪子,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而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是另外一种有着无限指涉功能的现实。那么,诗意是如何与国家体系挂起勾来的呢他们到底在什么层面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呢诗歌与政治的合流,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具“现代性”特征的表现。“与其说是‘政治’和‘诗学’两方面多么完美的结合,不如说是两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既不在于力图使某个方面取得绝对的优势,也不在于人为凸显某个方面,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对峙,挣扎和搏斗,以及由此伴生的彷徨、焦虑和痛苦……”这种紧张关系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形式化的呢九叶诗派无疑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来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在文本中的形式化过程。九叶诗派作为现代中国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诗歌流派,在诗学与政治的结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九叶诗派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风格趋同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他们并不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