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对贫困根源进行挖掘,对反贫困的途径和现实指向进行了探寻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阶级的差别和压迫都是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原因,而究其根本,贫困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在生产力、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生成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对贫困的消除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以及阶级差别下的贫困问题,他的反贫困理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也是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超越。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什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兼谈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各有不同。我认为,还是马克思自己讲得最好。他曾经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 为什么说消灭一切阶级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呢?因为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同私有制的出现和存在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存的基础,是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根本条件,也是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根本原因。因此,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消灭资产阶级和任何剥削阶级,进而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成为无产阶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然而,并没有指明其后的更深刻的原因。通过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及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以及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的重新解读,便会发现,究其实质,马克思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基于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捉;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是为了把人类从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     

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反对黑格尔以绝对理念吞没个体主体的做法,将自我意识从绝对理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自我意识以独立和自由,同时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囿于自身,而是超出自身,走向世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当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论证方式,即理性对现实的统治,但是由于他赋予＂感性＂以本体论意义,表现了马克思试图从人的感性实践中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马克思打开了黑格尔思维方式的缺口。     

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人的问题

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人的本质和人的权利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黑格尔认为,人既是自然的、肉体的存在物,也是精神的存在物,人天生具有超自然的本质。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认识自我的“会思维的精神”。私有制是个性和自由的基础。马克思在考察人时,剥去人的超自然的本质。他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本身的发展和人的自我认识都是借助社会生产活动而实现的。人同动物的区别不是人具有意识,而是劳动。私有制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原因,是劳动人民贫困、人的异化和无权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人重新成为有个性的人。     

试论马克思国家观的形成

现代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在改造世界过程中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其主要表现在于,扭转以往国家理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思想,寻找国家存在的根源。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的某一必然产物。其合理之处在于,超越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自由主义,以及黑格尔绝对意义上普遍理性对个体限制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而在世界的意义上,人类获得了自由。     

发展民族教育 促进民族繁荣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到了近代,中国各民族共同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旧中国留给中华大地的是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双重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虽然人类社会已迈向电子时代的门槛,但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有的甚至仍然刻本记事、结绳记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产生阶级压迫的剥削制度,消灭了民族压迫和产生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各民族结成了平     

政社协同：广西农村女性相对贫困治理的可行之道

随着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治理的重点,而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协同将成为有益的尝试。本文通过广西农村女性对贫困政社协同治理的研究发现,当前主要存在政府与社会存在思想站位、理念、能力、步调和职能定位等方面的协同困境。本文认为政府应重视引导、拓宽参与渠道,加强体制、机制和法律的完善,破解广西农村女性相对贫困政社协同的困境。     

马克思的“愈益贫困化”学说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以李嘉图—马克思的名词所表明的工资价值的意义,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中心问题在于劳动者的被剥削,他(指马克思)声称不管工资提高或降低,这种剥削必然变本加厉。第二部分探讨马克思的“生活资料”的意义及其与“愈益贫困化”的关联,作者认为,马克思对劳动者生计的描述,并不排除普通意义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一旦新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建立时,它也成为生活资料,并代表新的劳动力价值,既代表实际工资水平。马克思并无确定的工资学说;在增长的生产力之下,劳动如何分配是讲价能力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阐述“绝对贫困化”的议论,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集约的增长,不但减弱了劳动者“反抗”资本家掠夺的能力剥夺了劳动者对增进的生产力的合理分配,它还引起了那些为机器所替代的人们在生活标准上绝对下降。作者在谈到马克思的“官方应加救恤的贫困”增长的观点时,认为这和整个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学说不是同一件事,事实上只是马克思的图景的一小部分。作者又认为马克思常常谈起资本家或资本主义的“趋势”,是根据绝对贫困化来减少工资。但马克思另一方面是说劳动者的相反趋势是尽可能地增加工资。作者还认为,在马克思学说中,利润大量增加时,利润率趋向上升,而劳动的份额却比普通实际工资还下降。第四部分是愈益贫困化的非经济方面,作者认为这个非经济方面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和他对人的基本概念。     

近现代(实践)哲学的物性与人性的对立——对当代生活意义缺失的一种追问

一些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生活意义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的膨胀发展。造成这种社会精神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的价值意义仅仅归结为作为绝对主体的人,而忽视自在自然或“人化自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说、康德的绝对先验理性、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关系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等。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整个社会实践,包括道德、语言交往和生产劳动,都是主体和主体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阶级消灭、国家消灭、三大差别消失、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自觉履行社会义务、按需分配和人人得以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它的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就指出:“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     

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哲学思考——对《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解读

马克思从社会整体观出发,对政治与社会关系作了哲学阐述。他批判了一个普鲁士人即卢格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导致以政治理智蒙蔽社会本能,无法认识到社会贫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消除贫困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他进而独特地阐释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和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在关注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之中,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     

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两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其任务是根除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异常波动,任务在于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劳动者绝对贫困,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彻底消除经济危机的办法是生产关系变革;而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消费倾向降低,实质是有限需求不足,治理经济危机的办法是刺激消费需求。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发展规律为视角,把经济危机作为社会问题,理论视野更为宏阔;凯恩斯则以经济发展规律为视角,仅把经济危机视为经济问题,理论视野及适用范围相对局促,从而影响其理论的生命力。     

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深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对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得出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及对它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黑格尔论私利和公共善的统一及其意义

黑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的关系。具体来讲,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特殊性和功利性大行其道、普遍性被压制和公共精神的失落。对此浪漫派对现代性给予严厉批判,黑格尔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反驳,但他并不认同现代社会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同时他也不希望将古代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绝对楷模。黑格尔的理想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私利和公共善的统一,即实现人的具体自由。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有较深的影响,同时对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亦有积极意义。     

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演绎:黑格尔劳动哲学的逻辑嬗变

黑格尔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分析的切入点是不同的: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把古希腊城邦共和国当做人类社会的黄金时期,把作为这个共和国基础的奴隶劳动看作为自由劳动;耶拿时期,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黑格尔放弃了原有的劳动崇拜的观点,以劳动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中介为视角,分析了劳动的人类学意义,批判了机器生产和现代社会的"劳动体系"对劳动者造成的危害;而在《精神现象学》中,则以个体为视角,阐述了劳动在现代主体诞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最后在《法哲学原理》中从市民社会出发,集中阐述了抽象劳动带来的社会危害。黑格尔的劳动哲学实际上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他虽然提出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但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存在着本质差异。     

货币经济与个体自由——《货币哲学》中的个体自由问题

考察了《货币哲学》中有关个体自由的论述,货币经济以货币自身的本质和特点为基础对个体自由产生了深刻影响。货币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个体自由事实上只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说的"任性"的发展,即是说货币的使用使得个体的各种冲动和满足方式空前地具有无限的可能,而个体的每一种选择却都是偶然随机、不自由的,面对此类困境,黑格尔主张进行理智的反思使个体作出符合意志本性的选择,从而达至真正的自由。最后,为了达到主客观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作为理性的代表才能给偶然、彷徨的个体带来绝对的确定性和真正的自由。齐美尔则采取了一种个体化的对抗法则,这种方式使真正的个体自由只能成为一种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

在古希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创的个体融入城邦的理想城邦政治理论标志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钟情的共同体伦理生活的发轫。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     

浅议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方法——兼论存在主义人学

马克思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导致劳动者的固化、组织化,进而导致阶级的出现。要消除人的异化就只能从宏观上消灭阶级、消灭分工,使人回归自由。萨特批评马克思忽视了具体的个人,要求从微观的角度来关切人、发现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从具体个人出发的方法,并没有为人的何去何从指明方向、标明路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历史条件下人之现实性、可能性,也指明了远期走向中人之理想性、必然性——迈向"自由王国"的必然。     

经济学哲学的二维批判:马克思对象性劳动的辩证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居于经济学与哲学的二维空间内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诞生地。其中,马克思以现实的对象性的人及其实现自身对象化本质的劳动为立脚点,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精神劳动”论题的合理形式,并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现实状况出发,发现了异化劳动的现实存在方式。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以及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抽象性与非批判性,指出两者均妄图将现实异化绝对合理化。而马克思则以现实的、历史的、批判的眼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现象理解为人类自我实现过程中必然生成却又只具有暂时性的特殊的物质生产形式。并且不同于黑格尔力图在主体思维范围内解决这种异化的幻想,马克思提出现实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历史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