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来自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由于"轻资产"的特性往往估值过高,高溢价合并导致商誉规模庞大,而合并后被购买方无法完成对赌协议为日后商誉巨额减值埋下隐患。本文以2014—2019年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实证显示,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关系:向上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少;向下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多。与小规模的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相比,大规模文化产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商誉减值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此外,2018年财政部专家提出将商誉的后续计量方式由减值测试法改为摊销法,此政策预期增强了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向下盈余管理动机。     

商誉减值企业的违规行为解析及其监管

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商誉减值及程度对企业违规行为、违规倾向与违规稽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确认商誉减值和减值程度较高的企业越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相对于无商誉减值企业,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高,违规倾向较低;相对于低程度商誉减值企业,高程度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低,违规倾向较高。商誉减值影响企业违规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商誉减值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将违规作为应计盈余管理获利的替代手段;二是商誉减值企业能够增加问询监管与媒体报道次数,导致违规稽查概率升高,违规倾向降低。但同时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导致违规稽查概率降低,违规倾向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更可能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的违规可能性相差无几;退市压力加剧了亏损企业违规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揭示了商誉减值与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为优化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及加强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监管部门识别企业的违规操纵行为拓展了新思路。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盈余管理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约束——基于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实证研究

对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调增利润动机的微利企业、扭亏企业均倾向于少计提减值准备,提高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具有调减利润动机、为以后通过减值准备转回调增利润的当年亏损企业,均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降低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2007-2008年度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行后,上述调整利润的状况减弱或不成立,表明会计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与商誉减值风险

巨额商誉减值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现已成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重点防控的金融风险.以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发生并购并存在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大,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能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此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监督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企业应完善管理者监督考核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此外,管理者自身应加强自我修养,提高管理团队自我认识的水平,避免因个人主义、主观随意性产生的决策风险.(2)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以提高并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透明度,并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     

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相比,由于其使用期限长,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一旦发生减损,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财政部制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情况如何,计提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盈余操纵的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首次亏损和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减值行为中影响显著,并通过对2002、2003两年发生首次亏损公司第二年行为的后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亏损年度倾向于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有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     

所有权结构、长期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则寻求盈余管理的逻辑关系,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执行资产减值准则时的区别所在及其根源,并提出两个假设。H1新准则颁布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则的应用仍然受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H2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则时有差异。为检验这两个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利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销减值长期资产以实现扭亏等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对企业准则的执行也有影响,国有企业利用“转销”减值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相比,由于其使用期限长,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一旦发生减损,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财政部制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情况如何,计提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盈余操纵的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首次亏损和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减值行为中影响显著,并通过对2002、2003两年发生首次亏损公司第二年行为的后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亏损年度倾向于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有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减值规定相关问题思考

财政部于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将于2007年正式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规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从2007年开始计提后不能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减值的计提和冲回来调节利润。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将有力地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和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但新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未能完全封死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主通道,因此要加强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提高企业对新规定的认识,增强企业诚信程度。     

商誉减值研究述评及中国情境下研究展望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兴起,商誉风险激增,减值测试制度下商誉减值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从管理者私利动机、公司经济因素、并购特征等角度对商誉减值文献进行综合回顾,揭示了商誉减值的成因;从管理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主体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归纳了商誉减值的分类研究方法,梳理了商誉减值中“洗大澡”和规避行为的监督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包括:(1)回归到商誉本身的经济价值,探索商誉减值更为科学的分类计量方法;(2)结合股权结构特征,考察控股股东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影响作用;(3)实证分析商誉减值规避等不当行为的不利影响及其作用边界条件;(4)重点关注和探讨商誉减值规避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不同监督机制的相互作用效果。     

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经济动机研究——基于新准则颁布后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

以沪、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08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其资产减值行为在新准则颁布前与实施后的异同,分析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研究显示:新准则压缩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尤其削弱了公司盈余平滑的动机;准则执行期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金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资产创值能力的变化,达到了政策原有预期;上市公司对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大于以前年度,可能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上市公司有扭亏、脱帽和防亏动机,准则应完善对短期资产减值的制度约束。     

盈余管理审计有关问题的研究

当舞弊行为在“严打”中逐渐失去市场 ,盈余管理凭借其合法性、有效性日益普遍 ,这给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关注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规避其带来的审计风险 ;如何利用常规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对盈余管理进行有效的审计 ,就成为一个颇值得探讨的课题。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探讨

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惯常使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的背景,在新旧资产减值准则比较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出台给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并探讨了有效治理盈余管理的对策.     

大股东股权质押、外部审计监督与真实盈余管理

在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频出现的背景下，以2014—2019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揭示了外部审计监督对该影响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且质押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外部审计监督可以明显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企业通过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费用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通过抑制生产操纵行为和费用操纵行为来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结果在真实盈余管理滞后一期、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替换外部审计监督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未来管理中应在股权质押融资前严格审核，融资后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行为；警惕高比例股权质押企业；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监督的力度，提高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更好地识别并抑制企业通过销售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一路径，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应用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会计的条件分析

基于我国特殊经济发展环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会计的引入,对我国传统会计观念造成很大冲击,引发了许多新的会计问题。由于固定资产准备计提的可操作性受到限制,有些企业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为此,在目前我国应该限制固定资产减值会计的应用范围。企业要合理使用固定资产减值会计必须拥有优秀的会计师,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依托成熟的资本市场。     

多元化的盈余质量效应: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公司多元化会带来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更高的代理成本,预期将表现为较低的盈余质量。采集2000～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面板数据,选择盈余管理、应计质量、盈余稳健性、盈余价值相关性、盈余持续性和资产减值计提水平六个盈余质量指标对此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相对地区多元化,行业多元化具有显著的盈余质量效应,公司行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则其盈余质量越低,表现为更高的操纵性应计、更低的稳健性水平及更低的盈余价值相关性。这为多元化的代理成本与多元化折价找到了新的证据与解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更加关注多元化公司的盈余质量及其盈余管理动机、方式和影响。     

固定资产准则的变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对企业固定资产的确认计量,折旧的处理,减值准备的计提及报表披露等都做了较大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但也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通过新旧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确认计量等方面的对比,说明新旧准则的变化及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会计信息披露中的“洗大澡”现象之探析

当前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失真现象,而资产减值准备对"洗大澡"现象有一定地推动作用,为此在会计准则的相关基础上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会计数据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同时,结合相关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了舞弊企业如何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会计利润、粉饰会计报表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此外,针对会计法规准则中的灵活性、不完善性,笔者指出其被操纵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规避措施,为"洗大澡"的治理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