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逻辑的本质、双重效应及其中国应对

资本逻辑源于资本的不断扩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在传统的物质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基础上,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越来越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出现了新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正加速与数字技术“共谋”,以资本逻辑的形式,实现支配世界的目的。数字资本相对于其他形态的资本,资本逻辑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追求剩余价值、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并没有变。数字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仍然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效应。面对数字资本逻辑,中国应该以人本逻辑统摄数字资本逻辑,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加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     

产业元宇宙：数实融合的变革形态与实践向度

产业元宇宙是元宇宙“由虚向实”的核心形态，是基于“元宇宙+”所形成的与现实世界虚实映射、叠加、联动的数字新世界，拥有数字孪生、数字原生、虚实共生“三栖体系”,是实体经济数字化变革的终极形态。产业元宇宙通过技术聚变改写传统生产力的“三要素”,重新定义生产工具，推动智能数据成为关键要素，开发机器人、数字人与数字替身等“数字劳工”新阵营，重构生产关系，并裂变出全新的“第四产业”。产业元宇宙仍处于起步期，须构建从关键认识到接入路径、场景应用、主体培育、融合生态的链路，驱动各行各业融入元宇宙新空间，布局“元宇宙+”新赛道，构建以虚补实、以虚强实、以虚优实的实践进路，开启新一轮产业变革新序幕。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数据资本形成及其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近年来，一些学术文章开始使用“数据资本”这一术语，并常常与“数字资本”以相同的含义使用。但学界仍然缺乏对“数据资本”的形成过程、独特属性、运动规律等前沿问题的系统梳理。本文首先对与“数据资本”“数字资本”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与评述，并认为“数据资本”这一表述更贴切，同时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理规范性。其次，从数据所经历的商品化—生产要素化—资本化这一发展历程中探究“数据资本”的生成，并分析其独特属性和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强调需要强化对“数据资本”的规范、监管和引导，警惕“数据资本”无序扩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实际上的从属到算法剩余价值——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剩余价值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数字资本究竟从何处获得利润,数字劳动何以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实际上的从属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也让我们理解工人的身体以能量或劳动力的方式依附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被贬低为纯粹的能量储存器,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联合成为具有生产出“机器剩余价值”的机器,而机器反过来奴役了身体,让工人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物质机器已经被无形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所取代,但算法机器奴役的不再是工人的身体,而是广大被数字化的用户。这样,物质性机器剩余价值概念逐渐变成了无形的算法剩余价值概念。     

“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

“第二自然”作为用来解释人类自身创造的外部环境的范畴,其内涵应该是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卢卡奇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概念,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商品化、物化的效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展开,“第二自然”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就当下社会生产和生活而言,数字化的社会存在已然具备“第二自然”的属性。“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于通过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来展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二自然”的新内涵及其社会效应。在充分挖掘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第二自然”概念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意义的基础上,既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也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特征。     

数字全球化：转型、动力与后果

数字全球化是继通信、网络全球化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一个以“数字全球流动”为基础的新阶段。与此前阶段的全球化主要以“时空融合”为目标不同,数字全球化主要把“时空透明”作为目标,体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数字化和精准化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推动数字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这些直接动力以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资本的利润追求、科学知识的反思性等深层动力为基础。数字全球化具有“乘数效应”,它给人类追求社会进步带来新的机遇,但也带来“数字泰勒主义”“新穷人”等负面问题。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论数字时代的“技术合理性”问题

当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其裹挟一切的力量而成为人的存在的“全度量”时,关于数字技术本质的思考就与特定社会形态的技术批判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关联在一起。资产阶级利用其资本的支配地位优势,构建了数字技术时代下的“技术合理性”体系,这一体系既是数字技术进步与僵化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也带来了数字时代下无产阶级身份被消解的问题。隐藏在资本主义数字生产体系中的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疑难,是“技术合理性”的“不合理”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合理性”意识形态利用表象的“合理性”再次确证了无产阶级的身份困境。因而,面对数字技术合性理性中的存在困境,我们仍然需要数字技术形态下的技术合理性批判,破除技术合理性幻象,以期正确把握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状况。进而,只有揭露被数字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才可能有数字技术的别的应用,也有助于以数字经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新特点

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资本形态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其有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资本形态；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自然资本被大力鼓吹；金融资本在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并与前两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剩余榨取机制看，资本日益脱离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转变为食利资本，主要以利息、租金等方式获利。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全面展开，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动的新变化能给我们以下启示：规范资本行为必须正确认识各类资本形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作用，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功驾驭资本。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资本主义“景观秩序”批判的哲学叙事

数字资本主义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占领，形成以数据为基础、数字平台为中介的新式剥削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框架下，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数字资本通过对数字平台获取的数据进行加工再塑造出的影像集合，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数字景观，它隐含了在直接暴力之外实施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操控秩序，其运行模式遮蔽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社会关系，实现了数字资本的无规制泛用。然而，这种数字景观是对资本无限扩张的控制秩序的粉饰，本质上仍停留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之中，其发展形式并未超脱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披露。因此，对数字景观秩序的批判仍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解蔽数字资本主义繁荣假象下的剥削本质，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以数字化赋能推进广州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会展业的改造赋能程度持续加深。当前,广州会展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大力推动数字赋能会展业转型;线上展览数量走在全国前列;线上线下融合办展创新发展;智慧场馆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提速,但也存在着会展数字化转型不够充分、数字会展商业模式不够成熟、会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夯实、会展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不够通畅等突出问题。广州为推进会展数字化发展,应瞄准全产业链数字化、会展数据价值化、跨界融合多元化、展览场馆智慧化等四个方向,借助技术支撑、需求牵引、政府政策、市场竞争等四大驱动力量,加快推动广交会场馆建成“生态化智慧展馆”的全球标杆,推动琶洲地区建设“数字+总部+会展”创新高地,创新开设“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特色主题展,构建一个“即插即用”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会展数据要素的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率利用。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区块的“异质”与“裹挟”:哈维空间政治哲学的资本“解域”

金融全球化以空前的力量削弱了弱势金融区位国家的地方性金融保护，从而加强了世界金融体系中强势金融“区块”对弱势金融“区块”的空间规训。资本全球化所形成的等级秩序，使被凝结在差异性地缘空间中的政治景观出现异化，即以强势金融“区块”的货币霸权体系为手段，通过对弱势金融“区块”的空间资本供需进行干预，形成了区块的“异质”;资本不均衡的地缘性发展在塑造资本空间结构时，使国家地缘战略的一般图景被不断置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中，形成了区块的“裹挟”。哈维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下的地缘性空间政治危机，即新自由主义霸权对金融区块的“异质”与“裹挟”,以此揭示资本空间秩序的异化属性。在确证正义性空间政治实践完成从“物”到“人”的地理景观跃迁过程中，哈维塑造了多元空间权利分配体系，在关系性时空中探索资本空间格局的“解域”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自然辩证法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自行崩溃,社会主义会自行出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通过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阶级才能创造新的历史。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需要为工会和阶级斗争增加新的“数字”维度：首先,阶级斗争和罢工应当利用数字平台作为组织手段;其次,罢工应当发生在网络上,并扰乱数字平台的价值生产,从而用数字力量威胁数字资本。劳动时间问题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争取更少的劳动时间是数字工人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平台合作社、数字公地等方式是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     

"数据幽灵"及其解构

伴随数字化的全球扩张,"数据"不仅在量上呈现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而且在质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由大量的"数据碎片"转化成监控力和破坏力极强的"数据幽灵"."数据幽灵"的本质在于其资本逻辑的统摄性、延展性和适用性."数据幽灵"充斥着数字主体的劳动和非劳动的时空,实现了对数字主体从肉体到劳动的终结.解构"数据幽灵"的现实可能需要从生存论的层面审度数字主体的现代境遇,从认识论的层面认清"数据幽灵"的资本逻辑,从价值论的层面超越数据幽灵,建构数字主体,从而彻底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