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维——“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西方性”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存在着诸多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如何识别和发掘这些文化资源以培育和提升中国现代性 ,就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重大学术问题。2 0 0 4年 7月 7— 9日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佛大学等的2 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这一主题…     

从现代性困境看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超越性

西方现代性语境下“软实力”概念具有内在缺陷,美国软实力谋求世界霸权的宗旨、视自身文化价值观为人类最优越的价值观、视自身民主制度为人类最完善的制度的软实力概念内核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资本现代性对文化软实力实施了宰制,而当代中国实现文化软实力超越具有传统思想资源、意识形态依据与现实制度依据。     

现代性社会理论:经典传统及发展逻辑

以现代性为背景的社会理论在发展中形成了实证、解释和批判的思想传统。这三大思想传统既凸显着现代性社会理论发展的内在矛盾,又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在发展中保持着内在的张力。在我们看来,现代性问题意识与社会理论思想传统的变革,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双重逻辑。当代社会理论需要以此为基点,开辟出能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新范式。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文学观念的现代性构建——以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与研究为例

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趋深入,传统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陕西地域文学创作与研究,正面临乡村空间萎缩、城市空间急剧扩张的重大挑战,并在观念层面展现出自我身份与定位的焦虑意识。这一焦虑意识要求,陕西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在继承传统地域文学精神遗产的同时,以现代性眼光凝聚新的地域文学核心价值,最终使本应具有历史深广度和延展性的地域文学观念,真正成为当代城市化背景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开放性、建构性力量。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传统、旅行的人类学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

通过对温州农村乡村经济在私有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复兴,以及当地传统社团组织、民间宗教、传统习俗、仪式和节日庆典的复兴和重建进行研究,文章以所谓“传统”的命运以及人类学知识和国家范围内的现代性话语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出发点,研究了国家话语和地方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性孕育出了与其自身对抗的力量。在温州,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力量得到了增强,经济的私有化更多地促进了当地人对重建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特征有三:首先朝代更替的历史为一种线性的历史进化论所代替;其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实践是以西方为衡量标准——西方被认为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第三,在对传统的态度上,中国比西方表现出更为激进的行动,导致传统链条的断裂,中国年轻一代失去社会记忆力。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平民社会,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平凡性,并形成了大众文化。贵族社会形成了贵族精神,具有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并形成了精英文化。在现代社会,贵族精神成为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社会在秦以后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传统,贵族文化传统薄弱。在五四运动和人民革命中形成了新的平民文化传统,贵族文化传统被清除。当代现代性也具有片面性,大众文化极端发展,缺少精英文化的制约,造成文化生态的失衡。因此,必须吸收贵族精神,建设精英文化,开展对片面的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焦虑的消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难以绕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批判和重构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历史维度。“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重构现代性的理论创新。探索现代性新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贡献。它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现代世界本质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它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的话语权。     

现代化精神家园的省思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

从传统到现代,精神家园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且葆有深厚生命意蕴的存在根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诉求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直面解决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精神家园失落的现代性困境,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把“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变革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旨在根本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引致的精神家园失落困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育精神家园充盈的文化自觉意识,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思想关系。     

中国式现代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

现代性往往被西方学者看作以文艺复兴为始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历史叙事,但从现代性批判相关著述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条从批判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的思想演进逻辑。中国式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以实存形式宣告了在地域上异于欧洲的现代性存在,中国式现代性不仅体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复调式兴起,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大地上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自觉,更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性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性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在三个重要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极的理性担保：辩证守护启蒙价值观,把人的解放作为根本价值目标;坚守资本奴役逻辑批判的主体向度,把正确引导资本发展作为重要手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筹划,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引领建构现实共同性。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论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

王蒙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生态、文化价值等重大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建设性”的“文化大国”战略,多元、和谐的文化生态观和世俗性的文化价值观;王蒙的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产物。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从现实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它将当今全球性难题的解决同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从理论逻辑看，它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从时代价值看，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激发了其当代活力；它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中华文化魅力，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使中国的发展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它建构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博弈思维范式。     

文化研究与文论的现代性笔谈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 ,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 ,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 ,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 ;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 ,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 ,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 ;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 ,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 ,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 ;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 ,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 ;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 ,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 ,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 ;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 ;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 ,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 ,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