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首长负责制下的勤政、廉政激励与保障机制研究

官僚制与首长负责制是现代社会各类组织普遍使用的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其实践运用一旦出现问题,便会出现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在维护两种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有效的考评机制、绩效管理制度、政府公开制度以及程序化管理,可以有效地制约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双视角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初探——以经济人假设为突破

自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正式提出理性官僚制理论后,官僚制已经成为政府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是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无法规避的主题。唐斯因政治学家和官僚制理论家而被大众所熟知,其代表作《官僚制内幕》从深层次剖析了官僚制,有助于了解官员的心理和行为,加深对官僚和官僚组织的理解。因而从官僚制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经济人假设为突破,结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官员选拔制度与激励机制,以期寻找适合我国现阶段的针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有益启示。     

跨境数据治理体系的多维变革及因应之策

伴随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间的数字治理鸿沟日益加深,以数字平台为主的私营主体逐渐成为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性数据合作受阻的背景之下,部分国家逐渐转向区域治理、双边治理甚至单边治理。这对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的理念更新,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主体赋能,从自由流动到数据主权的原则设定,从域内管辖到长臂管辖的模式转变,以及由单一转向多样碎片的规则构建。未来我国应立足于数据主权原则,平衡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的立场,兼顾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理念,探索政府与私营部门共治格局,打造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之“矛”,构筑阻断外国数据法在我国适用之“盾”,推动构建多边和诸边的跨境数据治理规则,构建“攻防兼备”的跨境数据治理体系。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官僚制组织边界变化及其实质

任何组织都有边界,官僚制组织也不例外。边界是使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和环境的特质。官僚制组织虽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有着较稳定的边界;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制组织由于受到信息技术、组织管理方式和组织任务的变化也使其边界处于变化之中。官僚制组织边界的变化表明组织对灵活性和稳定性的追求,从而激发其生命力。     

官僚主义心态透析

当前,官僚主义给我国各项事业带来的危害已有目共睹。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与声讨的文章已大量见诸报刊,但大都是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危害,以及引起官僚主义的原因如体制、制度、党风、社会风气、封建传统思想等的论述,而很少对官僚主义的本体“官僚”在当前的社会氛围里形成的心理“固态”加以透析。官僚主义者的最深层心理结构是什么?导致官僚主义动机、需求、意志、气质、     

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所引发的政府管理创新,推动了电子政务的发展。电子政务正在成为传统行政模式向虚拟政府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它促进了信息社会、官僚制政府和市场机制三者之间的调适,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期。198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这标志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由结构调整进入到体制创新的新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的要求。可以说,推行电子政务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增权逻辑下残疾人自组织的发展、阻滞与进路——基于南京市T机构的考察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残疾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使其获得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等良好的权能体验。对一个残疾人自组织考察后发现,残疾人自组织增权经历了个体自发、组织自觉、社会部分协同的过程。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自身以及组织成员是自组织获得增权性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残疾人自组织的整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加之政府过于强大的嵌入力量,致使自组织发展的自主性与地位的合法性之间失衡,造成“无权叠加”和“权能反噬”。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本文提出将残疾人自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从与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拟合度”方面推进协同增权,通过制度增权、话语增权、服务增权为残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进路。     

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ChatGPT介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逻辑、风险及应对

拥有跨模态深度学习能力的ChatGPT具备了全方位介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超级能力,从文本生成与话语传播双重维度重构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格局。主要表现为ChatGPT以惊人的算力、算法、算策以及聚合语料知识等功能叠加重置了意识形态文本生成的基础场景,打破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传统模式,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底层逻辑。由此滋生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风险：物化现象对公意诉求的侵占、政治背景与技术规律的关联、伦理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失位不断稀释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加剧意识形态渗透和错误思潮传播、威胁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由被动适应ChatGPT强势介入转向主动识别智控技术,积极解码ChatGPT介入逻辑的底层算法技术,以价值理性为引导推动完善公共向善技术体系建设,建立ChatGPT推广应用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同向发展机制,进而实现化“智能”为“治理”的良性进阶。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后现代理论与我国官僚制变革

官僚制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官僚制保证了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然而,后现代理论对官僚制的管理高效、环式民主和宪政主义却进行了全面解构。以后现代理论对官僚制的反思和批判为认识资源,中国的官僚制也应该变革。具体说来,就是应该重新定位我国官僚制的现代化目标,重新审视我国官僚制的高效率理论,重新构建我国官僚制的环式民主制,重新审视我国官僚制的公共利益性。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的实践理路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具体面向,是理论领域与实践应用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行政决策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存在大数据算法技术简约化与行政问责复杂性、程序化与社会性、精准化与风险性之间等多重矛盾。以大数据算法技术视域下行政问责的现实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为考量,一方面应通过由规范治理到包容治理的深化、由协同治理到整体治理的升华、由技术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型进行思路重构;另一方面应探索提升组织机构效能、保障问责程序正当、强化制度体系规范、优化监管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以宏观思路转变和微观具体措施完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的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