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扎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热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代玉启教授访谈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工作”到“科学”、从“科学”到“专业”、从“专业”到“学科建设”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录下独立二级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表现出偏静态分析轻动态理解、偏（微观）理论阐释轻（宏观）现实关怀、偏（内部）教育轻（外部）社会等缺憾。思想政治教育是工作形态、思想形态、学术形态的统一体,它发轫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勃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于宏观（关注现实社会）和微观（关注理论体系）都有欠妥之处,应当聚焦思想政治教育中观层面的研究,打通抽象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通途,为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架设一条理论“实用化”的桥梁,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动感”和“活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空间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理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多种范式。从现实社会空间向虚拟网络空间的“空间转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崭新的空间条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也为其“空间范式”的提出进行了必要的知识积累。“空间范式”凸显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的理论特性,旨在透过“空间”的维度,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空间范式”的提出对于进一步凸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旨趣,凝聚学科共识,培育知识信念,整合学术资源,建构更加专业的话语体系,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     

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学理化的能力、经验与启示：以政治安全的时代性表述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资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及其基于实践而形成的创新理论,而它们亟待通过学理化,即社会科学化转变为一般性理论,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学理化能力都提出了新挑战。能够进行学理化的政治实践必然是历经长期考验而行之有效的,为人们所相信的确定性经验。在中国,保障“主权能力”的政治安全就是这样的经验。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的凝结,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安全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化,其表述随之呈现出从实践性表述到概念化表述,再到一般性理论的学理化演进。政治安全表述的时代性特征体现出政治安全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地位,进而可以提供本土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理,同时,也反映了具有自主性、先进性和适应性的执政党所蕴含的学理化能力,体现出变化寓于不变之中的政治发展逻辑。对政治安全表述学理化的研究为党的实践学理化提供了可资总结的学术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开辟了一项新研究议程。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政治传播的范畴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促进政治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还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理论高度不够和基本概念不清晰、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应在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网络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深化研究。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治理对话统治--一个政治发展范式的阐释

作为本文阐释对象的“治理”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视阈中的治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治理话语”。治理话语抵抗政治学知识中统治的独霸地位,以网络治理为核心拓展了民主自治思想,并以宪政改革作为价值实现的保护带,成为民主统治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新选择和政治发展新范式。     

纵向府际关系情境下政治注意力演化的理论建构

政治注意力现象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有关政治注意力的研究侧重于象征、工具意义的阐释而忽视基础观建构.本文聚焦中国场景下政治注意力演化理论构建与国家治理意涵,以"过程-情境"分析框架为基础,将政治注意力演化过程区分为分配-传递、竞争-捕捉、参与-反馈、跨界-共治四种理想类型,认为它们与各自生成情境之间的匹配性是全景动态理解政治注意力运行的基础;再将"过程-情境"分析框架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拓展,以再制度化推动政治注意力演化过程与国家治理制度之间的冲突性消减与兼容性提升,实现政治注意力演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历史政治理论序论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包括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虽有所认识,但并不系统和深入,其原因在于缺少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从包括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到民主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却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传播且影响深远。社会科学是主要国家发展阶段的产物,已经走进世界中心地带的中国,自然要为国际社会科学贡献知识产品。作为中国政治学专有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一方面为鉴别政治理论的历史性提供了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现”中国史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可能。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及本土化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最明显的进步体现为从理论消费转向关注理论生产。在中国政治学学科重建初期,学者们注重对国外政治理论思想资源与理论范式的引进与阐释,加强对国外政治理论前沿的译介及跟踪研究。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学人开始尝试运用国外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以中国的政治实践经验来发展国外政治理论,为既有理论的完善和精细化做了初步探索,针对现有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替代性的理论或理论范式。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人应更加关注前沿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政治理论领域重要主题的研究,重视对政治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提升,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发挥更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探索和推进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探索和推进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环节。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中进行。坚实的实践基础、开放的理论框架、丰厚的理论资源以及突出的时代问题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有着自己的学科总问题、理论框架和独特的概念范畴,这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站在人民至上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原理,建构适切当代中国现实的正义原则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尝试。     

论当代东亚国家政治发展及民主转型

本文选择“政治合法性”作为研究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切入点和理论支撑点,聚焦“民主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转型”两条线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论述战后东亚国家,从议会民主制到权威政治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必然性。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本质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国家仍然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始终处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心,同时,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正确认识国家本质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本质理论科学阐释了国家本质,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本质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始于世纪之交。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有待深化,但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