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国家间竞争的深层逻辑

国家间竞争的历史脉络与思想认知表明，历史上大国竞争主要聚集于国家既有的客观性要素与主观性手段的组合。在当前的世界大国竞争中，治理竞争的影响力日益提升，良政善治越来越成为大国在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因素，日益凸显大国竞争的深层逻辑。能否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具备强大的治理能力、产生高质量的治理效能、形成良政善治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中国之治”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宝，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产生深远影响。     

法家治国与国家治理:从统治逻辑到治理逻辑的现代性重塑

先秦法家鲜明的统治逻辑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理论的基石,后世的制度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传统的统治逻辑不可比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统治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嬗变,厘清法家的统治逻辑内在机理,剥离其中的痼弊,从逻辑的起点、哲学基础、主体、手段、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现代性重塑,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强大生命力的生成逻辑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依据所谓威权主义理论来预测中国制度即将走向崩溃,意在论证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说辞恰恰说明这些学者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质和显著优势,不理解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因此"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强大生命力的生成之所以具有合理的逻辑,就在于其真正的民主性、内生成长性、持续发展性、应对风险的韧性和坚持的物质性.在世界局势深刻动荡的背景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未明确论述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政权实践所展开的理论探索,却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意义.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的政治逻辑,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网络文化综合治理的建构逻辑与践行路径

网络文化综合治理指向在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互构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多元共治为主要表征样态,致力于治理与发展并行的动态性、开放式治理体系,在其现实性上展现了聚合自由与秩序的权力逻辑、利润与发展的资本逻辑、沟通与创新的技术逻辑以及共建与共享的利益逻辑的多元逻辑统一。面对世界范围内网络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愈加高密度融合及其自身在多线程、多维度发展传播中遭遇巨大困境的现实境遇,探索发展聚合全员治理、全景治理、全域治理和全程治理共时性着力的践行路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可或缺的战略性选择,不仅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尝试。     

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多样化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与社会对抗,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基于不同立场提出多种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其中,古典经济学家坚持将“自由放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功利主义者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原则,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理性社会制度”和“大家庭联盟”作为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主张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对抗,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手段多样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实现其持续发展。     

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人员安全保障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加强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愈加迫切，而对关键岗位和要害部门的任职人员加强安全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研究六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治理领域人员安全保障制度与实践，我们发现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制度的共有规律，即适用范围兼顾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法律规范着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组织框架的职能相互补充与协同，运行流程“大体一致、略有差异”。同时，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专业人才力量不足、对人员安全保障的质量控制有限、人员安全保障绩效不高等问题。我国在发挥信息安全治理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可参考域外相关经验，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适用范围、完善国家信息安全治理法律规范、健全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工作体制、优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运行机制，以全面提高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能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旨在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索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治理底气化与效能目标化——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新框架

科学规范乡村治理机制，避免乡村治理权责简单、泛化、随意，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德治、法治和自治的“三治”制度设计是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而准确地使用管理手段，有效纠正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成效。陕西汉阴县乡村“三治”从“国家-社会”一体化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权力规制和任务对等、规范行为和指标管理、合规控制和法律秩序、绩效改进和治理有效内在统一。乡村治理是“制度设计”与“系统治理”的实施过程，治理有效来自于方法要素的接底气，新时代“三治”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增加乡村治理制度中权责匹配、协同互动、创造转化、规范组织和激励约束，重塑国家、乡村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乡村的治理效能。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