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能化转型和区域分工新格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疆发展战略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中与时俱进,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维系和强化自身优势;另一方面,要在国内构建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区域性分工,避免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形成区域之间的所谓“数字鸿沟”,以及“智能鸿沟”。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基地和枢纽,其发展战略更具有复杂性,其意义更为重要。     

区际分工原理与区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

区际经济分工是指经济区域之间的生产分工。一般地说,一国的国民经济通常是由若干个异质经济结构的区域整合,而不是由若干个同质经济结构的区域集合。区际分工的积极意义,在于充分发挥各经济区域的经济优势,提高国民经济结构整体效益。既使各经济区域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又使各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一盘棋”中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一、区际经济分工原理区际经济如何才能进行分工呢？笔者认为,区际分工的原理是优势原理。在这里,区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区际分工。区域之间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关键要选择…     

世界产业转移与南京制造业发展

在世界产业资本和项目向我国大幅转移和集中的新形势下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引起世人的关注 ,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研究表明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世界经济的分工方式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世界制造中心”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 ,在以生产要素分工为主的经济分工条件下 ,中国已具备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文章还认为将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建成世界产品生产重要基地 ,是中国建成“世界制造中心”的必然选择     

扩大上海工业产品出口的战略思考

“七五”期间,进一步扩大外贸出口和增加创汇,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大创汇基地,不仅是全国四化建设对上海提出的一个希望,也是上海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水平,跻身国际经济分工目标的一个关键。 整个“六五”期间,上海外贸出口呈徘徊下降     

论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在代内和代际的可持续 ,这种可持续不仅仅表现为人类经济社会各个要素系统之间的可持续 ,而且还表现为各个空间区域系统之间的可持续。区域经济从功能上来看 ,是由城市和乡村两大系统组成的 ,城乡经济布局的安排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公平和效率 ,也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我国过去所采取的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形成了妨碍可持发展的“城市病”、“农村病”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通过实施新的城乡产业分工和城市增长极布局 ,实现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城乡分工和…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基于产业分工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迅速扩大,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形成了“北方多上游、南方多下游”（下文简称“北上南下”）的产业分工布局,这促成了21世纪前10年南北经济协同发展的局面。但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外需疲软、供需错配等问题,成为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北上南下”的分工布局下,北方企业调整生产资料投资的难度大,“效率提高式”的创新只能加剧产能过剩,且内生于其产业的科层组织架构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南方企业能较为灵活地调整生产资料投资,具有多元化的创新角度以及富有弹性的水平组织架构,成功解决了供需错配的难题,经济转型比北方更为成功。解决南北经济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改变以往“北上南下”的垂直分工,重构国内产业分工布局。     

中国对外贸易微观基础结构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

为了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提高中国外贸企业实践运作能力、提高中国外贸行业的经济效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协调适应能力,真正实现由贸易大国逐步走向贸易强国的目标。中国对外贸易微观基础中的各个经营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自的“市场优势”、“生产优势”、“研发优势”和“服务优势”,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服务特色等“质”的提高的基础上,实现“量”的扩张,通过行业中的有效分工,从功能定位上进一步完善微观主体结构。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

合约形式和制度是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的函数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程度低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地采取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形式;在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都比较高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采取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的形式。因此,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是不可移植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分工不发达的阶段,过早地引入正式的制度,或者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分工发达的阶段,还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都达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这个框架既可以解释东亚模式早期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期的危机和转型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的关系合约没有根本改变,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未必会有效。扩大市场的范围从而深化劳动分工,打破市场的互联性和关系合约存在的基础,中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依赖显性合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新的“消费一生产者”假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架构。他们将“分工演进”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源。以此来解释绝大部分经济现象,试图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樊篱。文章即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具体应用方面进行述评,并论述了其对于中国实践的意义。     

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智库：问题与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智库在艰难中不断前行。民间智库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智库垄断全国智库格局、市场身份归属难、规模小、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以及缺乏更多营销“产品”的渠道等问题。借鉴美国智库发展经验,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快速发展,需要从为民间智库创造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加强智库自身内涵建设两方面采取措施。     

分工演进、交易深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文脱离传统"渐进一激进"的讨论模式,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来解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本文认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即不断地以分工深化来推动交易发展,不断地以包括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在内的交易扩展来提升专业化深度和分工广度.中国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社会对专业化分工的协调方式;而开放则是一个解除对分工发展的市场规模约束的过程,以及解除限制专业化发展的技术约束的一条途径.30年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解除对分工和交易发展的束缚、实现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个中心展开的.     

关于跨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的几个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是在全国统一计划和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密切联系和互相制约地向前发展的。这就必须在发展地区经济分工的同时,加强地区间的经济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的协作和联合。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和地区经济分工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地区经济分工是指地区不同专业化生产的独立和分化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同一般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域的分工”,是指“各个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有时是某一类产品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卷,第389页)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是指资金、物资、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以便把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地域上合理地结合起来,把各地区的不同生产过程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地区的分工和经济协作是互为条件,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各地区必须实行分工,以自己生产多余的产品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产品,因此,地区分工是发展地区间经济协作和联合的前提,没有地区分工,根     

论分工平等——马克思对柏拉图的扬弃

柏拉图正义观是“分工即正义”,而分工是依据人的先验天赋进行的,因此与平等无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分工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并且分工将会固化社会等级,因此分工并不必然是正义的,只有平等的和自愿的分工才是正义的.由此,马克思(经过亚当·斯密)实现了对于柏拉图的扬弃.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实现了分工的平等和自愿,但是体制上的建设仍需加强,包括扩大职位开放、通过竞争实现社会流动、反特权,以及建立在物质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底线公平”.以此为基础,分工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要素集聚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要素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通过实现世界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要素集聚”是世界经济继中心外围结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阶段后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要素集聚机制创造了世界各类生产要素使用和增值的共同机遇,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特殊方式。要素集聚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出口能力向中国的集中,这种意义上的所谓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要素集聚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三种类型的国家核心能力。总体上讲中国拥有前面的一个半。因此,中国需要扩大需求以增强进口能力;推进改革以形成体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还要培育自身的高级要素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集聚。     

论国内市场

市场,狭义上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是同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综合。列宁指出:“哪里有分工,哪里就有市场”,“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列宁全集》第一卷第83页)市场,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深化和发展的条件;既是一个同家和地区经济状况的“仪表”,又是反映该国该地人民生活水平的“镜子”。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是发展我国经济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个国内市场的作用,利用和发展我国的国内市场,把经济搞活,加快四化建设。     

推动城乡分离是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基本战略方针

马克思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资本论》第一卷第390页)马克思所说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即不同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唯一基础。现在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中国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是怎么发展商品经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的关健在于改革     

经济伦理的兴起及其意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历史在西方不过30余年的时间,在中国不过10余年的时间。在短短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伦理学从悄无声息到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表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解决经济谋“利”、伦理求“义”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和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一切推动着中国经济伦理的兴起与发展。     

外向发展是宁夏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

迄今为止 ,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之上的 ,强调区域内部生产力的非均衡布局 ,而外向型战略忽视了介于区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区外市场。本文指出 ,宁夏经济是外向型经济 ,只有外向发展才是宁夏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 ,也才能突破宁夏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的屏蔽格局。宁夏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分工培育内生比较优势 ,为实施建设“大银川”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格局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其得到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双重循环的支撑,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双重循环中,中国作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短期内,由于美国“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存在,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维持,不致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关政策调整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需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中展开多边磋商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