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之比较

罗尔斯和马克思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正义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二者的正义观的区别在于:一是在正义的逻辑起点上,前者立足于原初状态中的"抽象的人",后者则立足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二是在正义问题上,前者认为正义问题主要是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以及分配领域的正义,后者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是很难实现的,正义问题应放在经济领域中去考察,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正义和分配正义;三是在正义的实现途径上,前者企图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领域划分和社会制度的调节来实现,后者则秉承历史和发展的观点,认为消灭私有制和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是解决正义问题的有效途径.     

“大义灭亲”条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诠释——以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大义灭亲"作为宗法家族制下的忠君逻辑,是以君权为中心的统治之术的体现,相对于"亲亲相隐",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家族统治体制主流的立法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中所体现的"大义灭亲"条款实则体现了国家权力下沉的政治逻辑。面对这一"历史倒退性"的规定,2010年新的司法解释则是对"大义灭亲"条款的纠正,体现出一种从强制性义务到可选择性权利的转变,符合人类本能之爱的伦理道德,是和谐价值观的体现,具有进步意义。     

论雍正朝的奏折政治

雍正朝适应清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的政治需要,广泛使用奏折,建立了奏折制度。奏折制度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施行,吏治的整饬,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雍正帝藉奏折了解下情,整饬吏治,强化君权,可谓是一种奏折政治。     

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之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

秩序重建与正义追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时代主题。儒法之理想政治是正义与秩序高度和谐的理想政治。在现实政治层面,"国无君不可以为治"体现的秩序与"立天子以为天下"体现的正义之间常常陷入顾此失彼、互相冲突的困境。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儒法苦心焦思的核心话题。儒家主张正义优先的"贤人"政治理论,法家提倡秩序优先的"中人"政治理论。前者属于"革命论",后者属于"改良论"。     

论程序正义

正义应该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可以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前者是一种结果的正义 ,后者是一种过程的正义 ;前者主要与道德有关 ,后者主要与政治有关。程序正义是一种形式的正义 ,它要求法律和制度应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 ;程序正义是一种规则性的正义 ,它要求人们服从并尊重法律和制度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治的正义 ,它强调正义在社会生活中是由法律规定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 ,就其法律和制度层面而言 ,重视程序正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政治正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

政治正义是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行使以及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根本性追问。政治正义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司法正义向宪政正义再向行政正义的演变,体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交替发展。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政治正义的具体内容和推进步骤。     

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世界历史意蕴

和平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发展战略。世界历史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必然引起的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有机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必然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交往和联系。中国在世界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不一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不一样,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超越大国崛起的旧模式。     

马克思人类解放阶段论

从马克思构建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过程来看,人类解放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历史进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政治解放——经济解放——人自身的解放。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前提,经济解放为人类解放创造社会物质基础,人自身的解放,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历史归结。这三个发展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人类解放的实现既是一种理想境界,又是一种发展现实,前者贯穿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来实现。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宋元平话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析异

宋元平话与明清历史演义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投合市井平民的志趣、愿望,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一般文人所崇奉的儒家的政治历史观念;前者讲求故事的传奇性、语言的俚俗性,后者则注重实录,崇尚雅正.两者的相异之处,正是各自的艺术特性之所在,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小说从勾栏瓦舍走向文人世界的艺术进程.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胎死腹中的法律文化透视

在国家权力安排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没有体现出共和妥协精神,而是试图以议会的立法权制胜君权.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权力设置反映了一元权力模式,其价值取向是法律工具主义的,没有体现宪法保障权利的超验正义.由此,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宪草胎死腹中是必然.     

论历史评价

“人按照他自己对世界、对历史的评价而追求这个和那个目的。”①黑格尔的这句话,道出了历史评价的本质,即主体——人对历史的评价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历史评价的这个本质形成了它与历史事实认识的区别,即前者是对历史现象、意义、作用的判断,后者则是对历史现象本身的考察;前者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后者则是知识性认识。历史评价论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评价标准、评价原则方面的独特性,以下试论之。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西方传统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

在西方,政治原本实指群体或集体,但群体或集体中的人首先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其次才作为必得在一定群体中生活的个体而存在。这种个体与群体(社会或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西方政治正义理念历史建构所围绕的核心。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传统的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大致经历了“自然理性的政治”的理念、“政治理性的政治”的理念、“依法制衡的政治”的理念和“有限君权的政治”的理念四个阶段。     

董仲舒受天监护的君权论述评

君权论是国家权力论的一个支项，在君主国里，特别是古代封建国家，国家权利就体现在君主的身上。国家权力论是政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君权论也就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强项。在我国，封建时代许多政治思想家谈到过这个问题，而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的君权论尤其有特色，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为了论定其在政治理论上的学术地位，有必要做一番仔细的考察。“受天监护”的命名，是根据其理论的特点而定下来的。“监护”本是个法律专用名词，是指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受其法定代理人的保护与监督。如父亲为其未成年子女所负的责任即是。董仲舒的…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