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进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为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工业水平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率转变影响机制的地区差异——来自90年代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0年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特大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东部地区（包括特大城市）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的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     

1990-2010年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GDP数据为主要指标,通过运用GeoDA软件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块,分析各县（市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两者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及差异。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县（市区）的人口和GDP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特征,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平稳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2）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均形成珠三角高高集聚和粤北山区低低集聚的基本格局;（3）广东省各县（市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低水平协调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四类。分析指出广东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区域政策和区域空间效应等,并提出增强珠三角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粤东西北经济增长极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区域间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虽然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发展,但是从提高与发展的程度看,中。西部地区没能够与东部地区同步发展,其中西部地区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扩大①。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各区域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相应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样就有两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注意：第一,在东部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东、中、西间的差距扩大,积极促进中、西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迫切的问题;第二,东部经济的发展、人…     

人力资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Lucas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模型,并分别利用1997～2004年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东部12个省、中部9个省、西部9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预期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而人口增长率、FD 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具有不确定性。这些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回归结果并不支持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尝试放松生育控制政策的观点。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少儿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强化了少儿抚养比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老年抚养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门槛变量,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门槛值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其影响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结果,而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乡经济结构发展的匹配程度,转变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支出,合理考虑地区差异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中国创新创业能力的空间分异与收敛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9年城市创新创业能力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创新创业能力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并采用变异系数法揭示σ收敛特征,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2000～2019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创新创业能力的总体地区差距逐渐下降,这说明创新创业能力的区域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导致创新创业能力差异的主要来源。(2)大西北经济区内部创新创业能力的差异最大;东部沿海经济区内部创新创业能力的区域差异最小。(3)空间溢出效应在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空间因素的引入能有效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向更高水平转移的概率。(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西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创新创业能力呈σ收敛趋势,而东北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不存在σ收敛趋势,创新创业能力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红利”与“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增进民生福祉,破解“胡焕庸线魔咒”提供了可能,但较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基于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从市级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并分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特点,呈现“高值向东南集聚、低值向西北集聚”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民生福祉皆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呈两极分化格局,胡焕庸线仍是两者的重要空间分界线;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沿海城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靠近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发挥出“数字红利”的普惠作用;该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显著高于西北侧城市,但两侧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区域“鸿沟”在缩小,“胡焕庸线魔咒”有望破解。此外,研究还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提升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以增进区域民生福祉均...     

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联合的收入差距效应CSSCI

利用我国东、中、西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考察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全国而言,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教育投入有利于缩小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西部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的差距,但对东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收入差距,但对中部的影响不及东部影响大。     

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研究

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运用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并进一步比较了东中西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互促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则有效地拉动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

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愿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政府财政向贫困人群的直接转移支出,是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之一。本文基于2007²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验证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FE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城市、农村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最低保障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市基尼系数有增加的趋势,而农村低保支出则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市化既会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加大城市基尼系数。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基尼系数上升阶段,短期内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出必然的上升趋势,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未来加强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核算

作者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差异的比较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一些省份(如甘肃、新疆、四川等)与东部大部分地区在资本积累上基本无差距或差距较小。然而,20多年来西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却大大落后于东部省份,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缺乏另外的动力,这就是人力资本以及由此引起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因素产生的动力。文章通过东西部地区的比较,证实在未来西部发展中应注重人力资本的集聚和开发。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中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构建了一个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理论框架,采用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2010-2016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此外,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我国普惠金融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作用存在某一拐点值,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拐点值后,减贫效应不断增强。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人力资本与交通基础设施都具有减贫效应,而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不利。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将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但东部地区政府经济干预对减缓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作用不显著。但两大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全国样本相一致。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的量化分析

本文运用区域差距的测度方法定量测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省际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缩小之势,但目前仍然维持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较大差距的基本格局。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尤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各省(市、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