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浅论中华文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柢作用——基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阐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五个突出特性”方面对中华文明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更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历史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博大的历史根基;在发展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在政治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牢固凝聚的政治理念;在社会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多元一体的开放胸怀;在文化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美美与共的内外环境。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屯堡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具有价值导向与精神激励的作用。历经六百余年沧桑的黔中屯堡,在时空演进中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涵化,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既成为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屯堡文化内蕴的“忠勇”“孝悌”“礼智”“仁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屯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根基,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建构与意识铸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论述,这一重要论述至少蕴涵两层意义：一是从观念建构的维度阐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二是从意识铸造的维度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思想自觉和情感、价值与理性认同。就此而言,“四个共同”精准概括了中国各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理论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精辟阐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形象而辩证地阐明了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准自然性与历史性特质,“四个与共”深刻总结了各族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所应坚持的思想指针,“五个认同”具体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应遵循的实践方向,其中,认同中国共产党更应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心骨和关键。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特征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要来源于中华传统“天下一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概念起源于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时期“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发展于全民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性锻造,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性熔铸,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认同性和世界性。应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功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     

山东地方史研究的硕果——评孙祚民主编的《山东通史》

<正> 山东,作为特定的行政区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上乃至现实中,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曾创造了璀璨绚丽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从山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及山东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还是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亟需一部系统的山东通史问世。现在,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孙祚民先生主持并主编,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的《山东通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维契合向度——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审思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得以发掘与弘扬,其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结构,也形塑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紧密,二者的多维互动建构起了三个契合向度,即在逻辑向度上,聚合共同的文脉基因;在意蕴向度上,肩负相同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向度上,谋求同样的文明图景。三个向度相互耦合形成同频共振效应,使各族人民得以集聚起来,并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顺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为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思想与实践的文化基石。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历史合力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逻辑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深刻阐述了主体合力、客体合力和主客体共同合力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其理论精髓迄今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指引价值。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进一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助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从关系存在论的视角看,共同性是多维复合型共同体之间关系互嵌、耦合关联的共振触角和灵魂所在。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为理论分析范式,聚焦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从历史、实践和现实三维逻辑,深入探赜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从自信到自立,最终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的形成研究 ,只有和其主题词汇的流行与传播程度结合起来考察 ,才能更有说服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 ,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本文着重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 ,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有关历史 ,重在揭示立宪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 ,并彰显了有关人物的思想“贡献”。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中国各族、各党派人民,他们合则共生、离则俱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合作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同胞团结一致,积极抗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下,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走向自觉联合,以强大的凝聚力抵抗了外来侵略,获得了抗战的胜利。     

金毓黻与《东北通史》

《东北通史》是研究中国东北史的重要著作。金毓黻希望通过其研究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金毓黻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系统搜集、编纂东北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受新史学的影响,《东北通史》体现出一种与传统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