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七十年

由费孝通教授开创的江村研究已有七十年的历史。江村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将使其成为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一门显学。江村——开弦弓村仍然是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江村研究七十年来开弦弓村各方面的变化充分说明社会理性对社区和谐、社区进步的重大意义,也充分证明了社区研究对认识社会、改良社会的重大意义。     

试论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模式建构——以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为切入点

通过对村落微型社区的研究来透视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生活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费孝通先生根据长期的村落调查研究,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对这种微型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反思.由此出发,建立一种包容时间、空间、文化分层互动的三维研究模式,将微型社区研究与宏观历史相结合,在"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探究民族村寨文化的变迁与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辰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从科学知识视角看《江村经济》的意义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国际人类学界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影响力一直长盛不衰,其意义经常被学术界研究和关注。关于《江村经济》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如跨过“文野之别”、开创“社会学中国学派”以及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等,但很少从科学知识的视角研究其意义。从科学知识的视角看,《江村经济》记述的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知识是鲜活的、翔实的,应当属于“自然知识”,而不是“规范知识”。《江村经济》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饥饿问题的办法发展现代性的乡土工业,建立在费孝通实地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对于社会变迁起着渐进延续、平衡发展的作用。     

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的特色

费孝通先生以实地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著称,以实地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在国际上著称。他和王同惠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30年代初,“社区研究有了这一实例,将来继续工作自然比较容易了”。他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称《江村经济》向人们显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我们仔细和深入考察费先生的学术活动和著作,不难发现,费先生的社会研究方法发轫于中国社会的激变及     

20世纪中国文化论著研究 假设与验证的循环推进——由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想到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向

本文通过回顾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 、 江村经济 等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强调了实地调查在理论观点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坚持假设与验证循环推进的学术路向。     

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谈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反思

本文从费孝通与利奇两位著名人类学家的争论入手,展示了费孝通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整体性的社区研究法的运用、认知过程及反思,认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利奇学术思想的分歧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认知和定位的差异.本文认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性应用、探索及其反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江村经济》再读

《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1939年在英国出版,其微型社区研究开启了文化人类学的新篇章,被列入"国际社会学丛书".     

把社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承蒙中国社会出版社厚爱,《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于2007年10月出版面世。这是我十几年前开始的一项研究工作,也是对我16年前博士论文修改和完善的结果。这本书探索了费孝通教授的社会思想历程,包括他有关社区研究的思想历程。费孝通社区思想的发展几乎可以反映出20世纪中国社区研究和实践的历程。     

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

从认识论、研究战略、资料收集三个层次,可以见出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的特色,即具有本土特色的功能主义认识论,微型社区研究策略,以及参与观察与访谈技术.     

庆祝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六十年 致费孝通教授的贺信

尊敬的费孝通教授尊敬的与会各位代表: 值此庆祝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研究60年之际,我以万分激动与敬爱之情,谨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各族师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费孝通教授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最热烈的祝贺！预祝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研究6O年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费孝通教授从江村调查开始,至今已60年。以江村调查为依据撰著的《江村经济》,被费孝通教授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称许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个良好的开端。60年来,《江村经济》一直被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奉为经典之作,可见费孝通教授数十年学术研究起点之高。     

科技下乡：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新视野——《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评介

人类学研究的特长和优势在于运用参与观察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某一社区做出微观的、即民族志分析。至今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已从原始氏族、部落扩展到乡村和都市社区,担负起复杂社会的研究工作,而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及视野的拓宽。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社区便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20世纪20—30年代的早期研究,如葛学溥(D.H.Kulp)的《华南农村生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等。二是20世…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

梁鸿《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江村经济》均描绘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形象。同为非虚构写作,却不尽相同。内容上,梁鸿的“梁庄”追求文学的真实,强调个体、细节的乡村;费孝通的“江村”追求社会学的真实,强调客观、概括的乡村。方法上,梁鸿运用文学手法,费孝通则采用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立场上,梁鸿持有情感的介入立场,费孝通则采取科学的中立立场。尽管如此,梁鸿却从费孝通那里有所借鉴,两者在描述的乡村转型现象、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和体现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具有深层一致性。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的区别与关联,认识二者的优长与不足,这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两者相互学习和长足发展。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３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５２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１９７９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是民族学研究最主要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以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为例,来阐述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     

试述费孝通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以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从学术简史的两条背景和线索,贯穿民族研究的关键词“社区、整体和文化”及贯穿其中的历史功能观,对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社会学研究视野进行分析和总结,希望借此丰厚中国本土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推动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     

跟随费老研究社区

2005年4月29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俊教授在专程参加完费孝通先生的追悼仪式后,将他的一篇文章交给了《社区》杂志编辑部。作为费老的最后一个博士生,他说:“这不是一篇悼文,而是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区的探究,这些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