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报观念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借交复仇”建构了古代侠文化框架,奠定了恩仇联系心理基础。古人常以恩遇实施复仇,而负恩者必遭恶报,恩仇二者可互为转化。助鬼魂复仇必有酬谢,官吏宽纵复仇者也有阴德善报,冤魂还可先施惠再求助人雪怨。连犬马牛等异类亦知救主或代主复仇。恩报与复仇文学联系是传统社会“士不遇”文化心态的独特表现。恩义作为忠孝的共在神髓,与复仇具有情绪心理定势形成的联想同一性。复仇的根本动机在于恩报,有时不免难脱伦理文化所决定的盲目性。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水浒传》侠女复仇与佛经故事母题

<水浒传>女性中琼英的完美,与她能成功雪报家仇最为有关,体现了社会认同的伦理期待.女性复仇动机得自"变化示真相"、"冤死尸如生"母题,受到中古汉译佛经影响.女性复仇手段来自"梦授文才"、"梦得神技"母题.复仇女性完美结局的必要保证是贞节.而复仇后相对圆满的婚姻家庭,属社会酬赏.为使张清更符合佳婿标准,小说写张清具有文雅气,患相思病,也间接运用了佛经母题,体现了后续作者的文人好尚.     

《蜀山剑侠传》女性因爱生恨复仇的主题史开创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黄畹秋因爱生恨的非理性复仇,来自传统女性偏执报复的劣根性叙写,复仇模式较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复仇叙述套路。其复仇母题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女性复仇动因属早期创伤型变态复仇,类似美狄亚报情仇,复仇效应为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反应复仇。这一因爱生恨的狠毒女性类型,也影响到金庸小说,并因此形成了一个黄畹秋式形象群落。     

忠奸斗争与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二论

忠奸观念影响复仇主题表现在：１．对奸佞的人格否定限制、阻遏了其复仇业绩传播；２．奸臣形象塑造并不因其原型的好名声受束缚，人们带着对整个奸臣阶层的仇恨来接受、塑造个体人物；３．忠奸之分建构的善恶爱憎之情常超越敌我相仇对立的规定性，忠奸的大是大非成为复仇与否的决定性因素；４．忠的臣子规范影响主体复仇手段的选择，其不愿通过背忠违义方式复仇；５．愚忠作为正义复仇的一个遏止因素深化了忠臣被害的悲剧性。忠奸复仇主题中的惯常母题有救孤存孤、忠良之子亲讨血债、醒悟击仇、虐杀权奸、冥狱刑审等等。主题的系统功能制约了母题的生成与调节功能，母题的和谐组合延续、强化了主题的稳定性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神话原型母题及其模式研究

中华民族对待动物的古老原始神话思维对当下文学创作具有潜在影响,在与现代思维理念相交融、碰撞之后发生现代转型,并且这种转型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母题模式呈现在“动物叙事”文本表达中。原始动物神话的派生形态：动物自然神话与动物图腾神话的溯源研究,导引出动物原型母题中动物作为自然象征、动物作为人的本质性象征两大核心叙事维度,进而深入到对其神话原型母题模式与类型衍生的探讨。     

迟子建小说中童年母题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

从迟子建小说中可以看出,她的童年经验无处不在,因此童年母题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中最富有特色的叙事模式。迟子建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充满了灵性与生命活力,动物也被她赋予了人类情感和人性内涵。迟子建小说中自然与儿童的物人交感折射出迟子建的童心和对自然的热爱,是其小说中童年母题的外在表现形式。     

19世纪欧美文学中的＂欲望＂主题探析

主题学研究的是主题跨文学之间的流变,"欲望"主题及"理性"与"原欲"的矛盾是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的物欲的膨胀直接催生了人类心底的欲望,失去了理性规约的欲望往往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的分裂。然则,人之为人关键在于人有理性,"欲望"下的"堕落"表现了本真的人性,"欲望"深渊中的"理性"之火又彰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存在,"理性"之光永远昭示着人对完美人性的追求。     

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古龙小说复仇模式及其对传统的突破

古龙武侠小说力图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有所突破,从而不仅在审美上给人以新鲜之感,而且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和升华,主要表现在(1)传统叙事文学中友情服务于复仇,古龙小说则注重表现仇人之间的友情;(2)传统文学多写“女性勾引不成则诬陷”,古龙写出了女性的报复来自于真爱,以及“育仇人之子使相残以报复”等模式;(3)借鉴金庸,古龙对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也有超越;(4)在中外相关母题滋哺下,古龙小说较自觉地将“忍辱复仇”模式回归到侠文学,如“恋酒色惑乱仇敌耳目”、“忍辱为仇敌亲信伺机报仇”、“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等。古龙武侠小说创作,对传统复仇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多重超越。     

婚姻报恩与《聊斋志异》恩报主题

《聊斋志异》恩报思想体现于婚姻关系合理缔结,赞赏女子以献身生子的方式来报答施恩于其家者,恩报关系成为两性婚爱关系建立的前提动机和情感基础。而为了报恩不必受封建礼教对男女交往的束缚,礼法规范被恩报义务所取代。女子成为婚姻的主动者,常常为履行报恩使命无媒自嫁,冲破人鬼、人与动物精怪的界限。蒲松龄婚姻报恩主张与其整个报恩观分不开。其一强调奴仆对主子报恩,二是强调朋友或普通人之间受恩必报。局限性是以恩为标准,故本质上每每与情、与两性之爱相矛盾相冲突。它还基于把女性和性爱婚姻看成报恩工具的深层意念,精怪、女鬼实际上也是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化身,她们的报恩本质上也是男性性满足之必然性期盼的产物。     

《铸剑》的人物形象解析

在《铸剑》中,从眉间尺到眉间尺的父亲再到黑衣人,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现象,也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三个梯次,他们反映的是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借助他们,鲁迅既回答了现实问题,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魏晋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学史意义及成因

汉末至魏晋时期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真正形成。与同时期男性复仇故事相比,女性复仇在复仇动机、复仇过程、复 仇结局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魅力。女性复仇以其反传统性、反文化性,在礼与法的冲突中受到时人的肯定与赞誉。并 且,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进入抒情文学,特别是乐府诗,为诗人们所咏叹。本文浅要地分析了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庄子平等、自由观发微

庄子的道论,具有一种对传统及世俗的以贵贱有等、上下有别为精神的社会等级秩序观念予以颠覆和解构的理论因素。从人性的真谛便是自然性出发,庄子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及规范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斫伐,并意识到人人平等不仅是自然所赋,也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庄子将自由表述为“逍遥游”,即心灵的无拘无束,自由翱翔。表面看,这仅是精神的自由,但庄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由哲学一旦与社会政治话语相衔接,必然走向政治自由的诉求。庄子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平等、自由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是中国古代个人意识觉醒的标志,其所包含的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与声讨精神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