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幻术母题与唐代小说

唐代小说幻术母题有丰富的表现 ,显示了道教法术的影响。其来自唐代社会自由的文化氛围 ,来自前代的道教与佛教故事传说 ,也有唐代小说家的创造发展 ,对于后世小说创作 ,产生了多种影响     

古代动物悼亡殉死传说的文化内蕴

动物悼亡故事可分为异类悼母、异类悼子、义殉恩主、悼偶殉死。在悼祭文学的整体系统中 ,每每出现母题的置换与融和现象。动物行为体现的深层动机因其关系对象而异 ,殉情 ,行孝 ,报恩等等 ,总之 ,均符合丧悼文化之于主体角色规定 ,包括在一个大的伦理劝讽模式中。展示与组合这些要素则是随机性的 ,属于形象层次 ,于是往往就有可能带有某种新异传奇的要素出现。不论具体文学形象如何 ,所要说明的 ,往往要印证人不如异类的惯常话语     

建立文学母题分类系统的迫切必要——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二

作为一个规定,确立的文学母题不仅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内容单元,而是某个形式和存在的一般分类的具体表现或模仿。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和暂时结果、彼此关系及主旨、主体特点(情境、制度、社会生活、空间、设置及作为人的感情和行为、事件等客体的各种现实现象的主旨或主体特点)。主要由于既针对内容又针对形式的双重定位考虑,文学母题能作为一个形成文本并在一定时期指导文本的修辞手段(schemata)而存在。     

母题的产生、识别、命名和定位——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一

在文本中,母题通常是那些极能激发人想象力的媒介单位并被加以识别。母题既是修辞手段,又是修辞手段构置在作品的具体表现。一般母题与个别文化母题间的区别,也是从美学和诗学角度对文学母题作以评价的出发点。基本母题可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基本的新母题中极少真正创造之作。应在原型和个别文化母题中给文化和文学传统定位。     

当代言情小说中的女性报恩母题

女性报恩母题在当代言情小说中复现频繁且内容丰富,其中女性对恩人尤其是男性恩人以身相报的回报方式最为典型。这种回报方式强调的是女性在性和生育两个方面的社会价值,传统伦理秩序和世俗生活伦常观念是这一方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当代言情小说女性报恩的原则是恩义高于爱情,但却是以利益对等、利己为前提条件的,只是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苛。女性报恩母题的不息生命力在于对既有价值的认同而非反叛,在两岸三地均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古代通俗小说“比武斗智”母题的跨文化溯源

比武斗智母题,早已在先秦兵家和刺客那里实践了,但真正的文学化描写,表现在其内在逻辑竟然推延到动物和昆虫争斗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上。这一中西方文学普遍关注的母题,展示了人们体力竞争中对于智慧的推重,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设定为弱者处于劣势,但以智谋突如其来地转败为胜。起初表面上的态势,与最后的胜负及深在的必然逻辑,呈现出鲜明的悖左结构,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故事中特定角色虽不断变化,结构和意蕴却始终稳定地存在。母题源自中古佛经故事,其寓言性使“比武斗智”的哲理意义充分地定位和放大。主题学认为,许多在文学主题史前期寓意多元、核心并不明朗的故事,可以从流脉余波中,发现其当初预伏的特定冲击力。明清通俗小说及传闻中众多“比武斗智”故事,其实并不应只被看作早期史传故事的余波,更是流脉中间某一段落影响所至。佛经故事之于比武斗智母题即如此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已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

受汉译佛经影响,中国古代冥游故事的几种惯常母题模式都表现了冥间世界的黑暗腐败,是阳世现实官场的折光。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报恩知遇与唐代侠文化精神

魏晋六朝侠咏,时时散发出悲凉气息与自娱意味,初盛唐诗作在建功立业不计爵禄的自信中洋溢着乐观与豪迈。中唐后,人们对侠之恩遇观认识更为清醒,感觉到侠的报恩代价太大,呈现出向汉代市井游侠的追忆回归的趋向。对于侠少年英雄行为的评价,不必非要将其侠勇武功引向建功边塞才理直气壮。唐代,恩报之于复仇的意义,早已超出具体作品的个别性意义。唐人注意到了复仇所具有的恩义色彩,较为偏重发掘恩仇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血族复仇与鬼灵崇拜：中国古代血族复仇与鬼灵复仇关系略论

由于家族势力的影响及血缘伦理的威严，祖先崇拜渗透到复仇主题之中，导致复仇方式向冥间拓展。祖先向家族仇敌报怨前，要请示天帝获批，成了冥报通则，从而体现了天道观与祖先崇拜结合的特点。     

魏晋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学史意义及成因

汉末至魏晋时期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真正形成。与同时期男性复仇故事相比,女性复仇在复仇动机、复仇过程、复 仇结局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魅力。女性复仇以其反传统性、反文化性,在礼与法的冲突中受到时人的肯定与赞誉。并 且,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进入抒情文学,特别是乐府诗,为诗人们所咏叹。本文浅要地分析了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     

复仇报怨母题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代文化精神中,豪侠精神与恩仇伦理形成了会通融合,具有唐代自身的系统性、开放性并初具类型,更加细密化。唐代血亲复仇主体身份,更加具有平民化倾向,被当作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讴歌。唐人开始认真地看待复仇的正反两方面社会意义,较为从理性上思考私自复仇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唐人写狐精报仇故事,一般都具有豪迈粗放的喜剧色彩和幽默感。唐人还生发出更为复杂的马报仇故事,突现出对于人马恩遇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婚姻报恩与《聊斋志异》恩报主题

《聊斋志异》恩报思想体现于婚姻关系合理缔结,赞赏女子以献身生子的方式来报答施恩于其家者,恩报关系成为两性婚爱关系建立的前提动机和情感基础。而为了报恩不必受封建礼教对男女交往的束缚,礼法规范被恩报义务所取代。女子成为婚姻的主动者,常常为履行报恩使命无媒自嫁,冲破人鬼、人与动物精怪的界限。蒲松龄婚姻报恩主张与其整个报恩观分不开。其一强调奴仆对主子报恩,二是强调朋友或普通人之间受恩必报。局限性是以恩为标准,故本质上每每与情、与两性之爱相矛盾相冲突。它还基于把女性和性爱婚姻看成报恩工具的深层意念,精怪、女鬼实际上也是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化身,她们的报恩本质上也是男性性满足之必然性期盼的产物。     

东西方家族企业"不同质"伦理动因之比较

家族企业的繁衍,在东西方各有其伦理动因,分属不同的文化。其伦理动因在家族企业的存在、发展之中,无论是作用的范围还是作用的程度均有较大差别,在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现代价值的探讨中,涉及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之比较就在所难免。不能以"叛离家庭"(或"以家为本")与否,作为衡量东西方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的唯一标准和作为是否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的判别标准。以"家为本位"特征的作为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繁衍主要伦理动因的儒家家族主义,并不一定就不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而只具有否定的价值。     

中古树神禁忌母题及其文化传播意义

表现树神生命线易受伤害的母题 ,很可能来自域外。伤树血出往往着预示着人类社会其他灾祸的出现 ,隐约意识到人与树木共通的利害关系。树木厄运又使人汇同起生命被摧折的忧恐 ,开创了恒久性抒情主题。伐树增多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也令人深切省察。树神母题是中国古人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的经验结晶。     

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合理思想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合理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恶劣的情欲'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类演进具有重要作用;人类自觉活动在历史进程中有着积极作用。这些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产生了积极影响,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观形成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