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异化”普遍化——兼评美学上的“异化”说

前一段时间,我国理论界、美学界和文艺界的某些同志,任意地将“异化”概念普遍化、抽象化,甚至与唯物辩证法完全等同起来。在这些同志看来,“异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普遍的现象,似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毫无例外地存在。有的人甚至宣扬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异化”,文艺也会“异化”;所谓“现代美学”,就是要把“异化”的人解放出来。这种社会主义“异化”现象的存在,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其根源就在社会主义     

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现代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穆旦在三个层面上对“异化”展开抒写。第一,通过对“被压迫、被蹂躏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抒写战争以及现代社会规训体制中身体的异化体验及其反抗;第二,通过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意象的深度观照,彰显“现代时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第三,通过对现代城市“灿烂整齐的空洞”的象征化抒写,展现了现代城市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景观。穆旦对现代生命个体“异化”的抒写是其对现代中国生存困境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精神探索内在悲剧的外在体现,在更深层上彰显了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从“存在主义”到“先锋小说”

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接受,会发现经历过“文革”硝烟、思想稍稍解放的中国人和感受过“二战”炮火、被现代科技文明“异化”的西方人,对现代社会的“个人性”焦虑感同身受。从“存在”到“先锋”,反映出的是中国先锋小说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感悟,代表了一代文学青年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语境中的艰难思考和审美态度。由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中国的先锋小说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特质。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论“天人合一”思想在全球化中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异化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天道观为重的道家的“天人合一”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以人道观为重的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助于解决人与社会的异化。     

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思考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提出了“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文化工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现时代更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新的文化发展状况要求我们对“文化工业”理论重新进行价值评判。     

异化的历史

异化由来多久了?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必须根据异化的含义或异化的种种含义来回答,而且人们对此很难意见一致。有人用它来表示与社会疏远、孤立和软弱无力,他们往往是指一种现代的现象。阿兰·图雷纳认为,我们正在离开一个剥削的社会、进入一个(后工业的)异化的社会。内森·格拉泽认为,那些宣布异化为永恒现象的理论具有“普遍的感染力”,这个事实本身也许就“表明异化是一个现代特有的问题”。在     

“社会主义异化论”辨析

近年来,理论界的一些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大谈特谈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存在异化,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也存在异化.有的同志甚至把这种异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异化呢?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谨从异化概念的含义入手,对“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一番剖析.     

“异化”论的错误及其危害

近几年来,异化问题引起了我国理论界一些同志的极大注意,并展开热烈争论。通过争论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有助于提高认识,澄清问题。在争论中,出现一种滥用异化概念的倾向。有的同志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异化概念,当成一种脱离历史条件的普遍的永恒的概念,把异化当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大谈“异化”论。他们说: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化。甚至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儿子虐待母亲等等都是异化。他们还引经据典,从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中找根据,为他们这种观点作论证。这是很不严肃的和错误的。“异化”论歪曲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略论列菲弗尔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恢复”和“革新”

亨利·列菲弗尔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政治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官方化”了,提出既要“继续”,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主张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以便“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加以“革新”。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释,并提出:“要按照两条主导线索来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这两条线索就是异化理论和国家理论。”他把“异化”一词看成是“显影剂”和“催化剂”,提倡沿着“异化”这个概念的轨道去探索一切问题。在所有“异化”问题中,他认为政治上的异化是最严重的异化,是“在国家中和在国家帮助下”的异化,     

“异化”策略在壮族文化负载词英译中的应用

“异化”策略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提倡“存异”而非“求同”,在译文中体现源语文化特色,从而丰富译语表达.壮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形成了意象丰富的壮族文化负载词,体现了鲜明的壮族文化的本土性、宗教性和民俗性.采用“异化”策略对壮族文化负载词进行英译,有助于弘扬壮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交流,丰富世界文化.     

高校学科建设由“技能”向“智能”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本世纪的高校学科设置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建设推动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后工业社会又推动着学科建设由细分走向综合,适应着知识经济的生长;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便打破了工业社会的部门与行业划分,预示着劳动和价值创造形式的历史变革,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跨世纪变革的历史使命。学科建设作为形成第一生产力和人才培养的社会组织形式,回顾历史——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中隐含着一抹反人类的异化色彩;评判现状——“泡沫知识”的学科知识结构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不了新科技革命下的科技进步和市场对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需求;展望未来——“知识创新”的学科知识结构和“智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全面变革的基本取向。     

现代社会:生产之质还是消费之实？

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还是消费性的?马克思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生产和消费同一性”观点,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的可能性,但并不说明现代社会的实质已经由生产转化为消费.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成为异化劳动的新形式,拜物教转化为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没有逃离商品生产进程和资本运行逻辑,现代社会在其根本性上仍是生产社会.     

“专注”的翻译与“异化”理论的危险

文章重点探究意大利著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foreignisation）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异化”的最大缺陷来自于其武断的本质及其对“调停”（mediation）作用的拒斥。文章借助于国内学术界既往相关研究论文的调查,进而对中国读者眼中的韦努蒂及其“异化”理论进行了新的反思与质疑。研究表明,中国孔子的“中庸之道”,可以剔除韦努蒂理论中过于强势的因子,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异化”,亦即“归化”后的“异化”,寻觅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归化”、“异化”共谋之途,乃是尊重他国文化的至上选择。     

戳穿“瞒与骗”的世界——狂人形象、“吃人”意象的再审视

狂人以现代独立人格意识戳穿了充满“瞒与骗”的中国历史的本质。“吃人”意象的内涵则是一个大的范畴：文化心态、生存意识、文化积淀及潜意识的变形与扭曲,导致人性的异化与消解,“吃”与“被吃”成为生存状态中的两难选择     

异化与西方文学变革

异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端”,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一般哲学的,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本文试图借助这一方法论,来探讨异化与文学的关系,论述异化与西方文学变革问题。 异化是促进西方文学变革的动力之一 异化始于何时,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意见。一些思想家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病,说它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一同开始(卢卡奇);是“新世纪的疾病,十九世纪以前似乎还不为人们所知。”(梅纳克)另一些思想家却针锋相对,批评这种观点“把异化仅视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是一个大错误”(刘易斯·福伊尔);认为“自人不再生活在原始状态中起,异化就已存在”(阿诺德·豪译),并从对圣经故事的重新     

尊“他”重“异”－－中国近现代翻译伦理观

翻译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和意图而进行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自我”与“他者”两种文化的交际行为,复杂的翻译行为需要翻译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中国近代和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翻译实践所折射出来的翻译伦理观念——尊“他”重“异”,即：尊重他者,重视“异化”,并提出当代翻译伦理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时代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蕴含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超越西方的消费异化、构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内涵。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新内涵,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有利于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以人为本”下的文化认同感建设

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分析了当前文化发展过程出现的异化以及科学对人文的僭越,并指出了造成的后果,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也即是当前的文化信仰危机。走出当前文化信仰危机、文化认同感建设的具体步骤:“八荣八耻”和共产主义文化理念的确立。     

儒家人文精神度越现代人的异化困境之可能

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人类已陷入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关系的异化之中。这既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又是西方主导的技术主义、竞争性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危机的标志。儒家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仁者爱人”的处世理念以及“义利统一”的物质追求,因其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从而为弥补西方文化不足,消解人类异化困境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文化生活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