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虽不以《楚辞》研究著称于世,在他1400万字的著述中,《楚辞》研究成果所占比重也不大;然而,在整个《楚辞》学史上,梁氏的研究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研究《楚辞》的著作主要有《屈原研究》①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②二种。《屈原研究》是作者1922年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学的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及文学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楚辞·九章》中的非屈原作品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些字词或其意义出现在战国以后，部分诗句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楚辞·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风》和《惜往日》3篇非屈原所作。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连句》真的是伪迹吗?——与朱关田先生商榷

本文从三方面对朱关田先生《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连句〉考辩》一文提出了商榷。作者认为,朱先生对《竹山潘氏堂连句》的书趣分析缺少依据;对“茗”、“墅”、“器”三字不舍《说文》的分析也明显有误;同时指出“颉行“并非“喜胡顽”之误。从而得出了《竹山潘氏堂连句》为伪迹有唐突之嫌的结论。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由《七谏》谈汉人《楚辞》对研究屈原的重要意义

今天能够见到的较早《楚辞》传本有东汉王选的《楚辞章句》。王书包含在（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内。后人研究《楚辞》，无不以王选传本为圭臬。王选书共十七卷。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前十卷为先秦楚人（主要是屈原）作品；自《惜誓》而下的后七卷为汉人（主要是西汉）仿作，或悼念屈原，或以“促言体”写出设想的屈原的自怨自伤。研究者多半全神贯注于前十卷，对后七卷大都漠然视之。其实，后七卷往往蕴含着研究屈原不可或缺的材料，特别是对屈原身世的探索。《楚辞章句》卷十三《七谏》系西汉武帝时人东方朔的作品。东方朔和…     

《楚辞》研究:功夫在书外——以《楚辞》文献研究为例

本文主要以《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以例证的方式说明:《楚辞》研究要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必须注意《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注意非专业的《楚辞》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楚辞》研究才可能有所新的突破和成就。     

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他的伟大作品。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学士大都推重屈原和《楚辞》。直至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盛称《楚辞》“卓绝一世”。郭沫若更有题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专论,闻一多也有题为《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的专论,都肯定了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痛苦的自由抉择--屈原《楚辞·卜居篇》的存在主义解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他的殉道精神受到了后人永远的景仰.但他在选择殉道的过程中,并非平静从容的,而是经过了灵魂的激烈的较量的.<卜居篇>表明,屈原在忠而被谤、遭到流放的情况下,内心焦虑彷徨,本欲通过占卜决定命运,以获得精神突围.但屈原忠贞的个性使他无法逃避选择,而是勇敢地承担了选择的痛苦.<卜居篇>是一位伟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白.     

最近日本的屈原及楚辞研究管见

我主要从事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的汉代思想的研究工作。关于近年屈原问题的研究动向,因《史记》中有其传的存在,故不能不给予密切的关注。近年,随着把屈原的存在视为疑问的论文的发表所引起的很大反响,是众所周知的。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主名的伟大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给这伟大诗人作传记,记叙其一生的事迹,对其人格、成就给以最高评价的人. 可以断言:如果司马迁不写《屈原列传》,后世就不会知道在战国时期楚国还有过屈原这个人.从王逸、刘勰、朱熹到郭沫若,人们一致认为《离骚》是《诗经》以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辉煌空前诗作.他们所以有这样同一的认识,就是由于研究屈原在知人论世方面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都是司马迁的《屈原传》,毫无例外.     

《屈原列传》析疑

《史记·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有些地方记叙得不十分清楚,引起一些疑问,较大的有三点:(一)何时作《骚》?(二)何时被放?(三)子兰所怒何事? 或以为今本屈传有错简,须更定;或以为其中有后人窜入的文字,应剔除。可是,这两种办法都会生发一些新的问题。拙稿试图在不动原文的情况下,为释疑解惑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浅谈屈原在《楚辞》中营造的浪漫主义文学世界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步肇开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文苑中也堪称独秀群芳。屈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对超现实想象进行了自觉运用的文学创作者,他的作品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一峰突起而百代不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范本。作者就此从屈原的“美政”理想,楚辞的文化土壤入手,从楚辞的艺术创作出发,谈他在《楚辞》中所营造的浪漫主义文学世界。     

论楚辞研究史在楚辞学中之地位与作用

楚辞研究史对历史悠久的楚辞学极为重要,其作用可概括为:开拓思路,澄清认识;钻燧传薪,接力攻坚;鉴古知今,少走弯路;剔袭避重,节省精力。在楚辞研究畛域,它几乎与作品、作家居于同等地位。因而,了解、掌握研究史和研究史料,是当代楚辞研究者必具之基本功。     

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批评了廖季平否定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他说道: 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平,据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上说: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 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 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