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叙述视角的差异

唐人传奇的叙述视角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交叉与转换。宋元话本的叙述视角基本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但有时说书人又有意控制叙述视角和采用限知视角 ,以达到神秘效果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视角)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主要 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包括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郁达夫对中国传统小说叙 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视角越界现象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主、间或与其他视角交替的叙述策略的基础上,还在其叙述过程中呈现了巧妙的视角越界现象,包括分别从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侵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显性越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到其他视角模式的隐性越界。这种视角越界叙述策略克服了固定采用某一种视角模式的缺陷,发挥了多种叙述模式相融合的优势,有效地服务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尤利西斯》的主要叙述模式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语体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的巨大成功与其有效的叙述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叙述模式在小说中具有不可替换的特殊功能.全知叙述对发展故事情节、烘托文本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具有普遍意义;被前景化的第一人称内视角既反映了作者在叙述技巧方面大胆有益的尝试,也是作者根据小说发展的实际需要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它对调节叙述距离和强化文本的局部主题思想必不可少;第三人称内视角则是探索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常规视角,是作者放在人物脑袋里的"麦克风".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论卡森·麦卡勒斯对犹太人形象的文本再现

作为美国南方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卡森·麦卡勒斯极其重视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她通过综合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方式,使犹太人形象大都经由全知叙述者或视角人物呈现出来,既被赋予了"智慧与受难"的突出特征,又被打上了神秘化和女性化的东方主义印记。她在对犹太人形象进行文本再现时,选择怎样的叙述视角和选择谁做视角人物不仅是单纯的写作技巧问题,而且是关涉价值介入和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问题。它既直接影响着再现对象的呈现样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再现主体的文化心态,同时还覆蕴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     

论《一个迷途的女人》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角的选择与作家的艺术构思有密切的关系。凯瑟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的叙述视角新颖、独特。整个故事都是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写成,同时结合全知视角和恰当的视角转换达到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效果。这样,凯瑟通过选择最佳视角,利用视角作为人物发展手段,以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精致的感觉 多变的节奏——谈小说叙事视角的功能

一部小说叙述视角的载体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全知视角模式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学史上使用得最多、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叙事方式,在鸿篇巨制中,全知视角能够支撑起宏大的叙事结构。小说限知视角的选择本身就渗透了某种感情评价,体现了对世界感知的深遂。总体的全知视角并不排除局部的限知视角。二者结合使作品色调丰富,同时调节叙事节奏,使得小说结构显得轻盈。     

从元杂剧体制看中国戏曲显在叙述模式的若干基本特性

中国古典戏曲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显在戏剧叙述。这一特征不仅在元杂剧形成之时就已表现出来，而且还贯穿于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始终。其叙述特性主要体现为元杂剧叙述话语的叙人、叙事、叙景、叙情；主角叙述为主的众星托月式的故事讲述模式；剧作家的全知视角和元杂剧情节模式的叙思、叙意；元杂剧显在叙述的自由时空     

《尤利西斯》的“陌生化”解读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素有＂百科全书＂和＂文体学大全＂之美誉。用陌生化理论来分析这部作品有助于加深对小说的语言特色及主题的理解。从全知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三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词汇、语音、语法和语域的语言变异两个主要方面对该作品进行陌生化的解读,以期待更深刻地领略到这部经典之作的文学魅力。     

视觉人称:绘画与影像艺术作品中的感知视角

视觉的人称变化对观看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适的视角既是合理观看的前提,也是艺术理念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作品中事件行为主体的观看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强调观者体验感知并沉浸其中,在心理上产生审美移情;事件旁观者视角(第三人称视角)与无行为主体假想视角强调叙述,更注重对事件本质的掌控。通过对视角的人称定位与变化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好的理解作品创作目的并协助创作,同时实现全方位、多维度视觉上的审美共识。     

新时期山东茅盾研究成果述评

新时期以来,山东省的茅盾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逐步把茅盾研究推向深化,在茅盾的文艺思想与批评研究、作品研究、作家主体及综合研究以及传记资料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小说的知情叙述者及其叙事优势

知情叙述者,是对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而提出的概念,“他”与叙述对象有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他的知情身份,并区别于全知叙述者、隐含或显露叙述者,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和叙事作用。知情叙述者叙事,实际上是一种跨界叙事,不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长处,而且在叙述的可靠性及人称转换的便利性上表现出特有的叙事优势。     

《小世界》中的聚焦策略及模式分析

《小世界》是英国校园小说家戴维·洛奇的代表作,是其最成功的作品。该作品不仅受到学界的好评,获得了重要的奖项,而且受到读者们的普遍欢迎。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聚焦的灵活运用。《小世界》总体上是全知型的外部聚焦,但是在不同的部分对聚焦权进行了灵活地调节和控制,在叙述过程中有时也采用了人物的内部聚焦。本文将从人物刻画、情节设计和主题表现等方面对《小世界》体现的复杂的聚焦手段进行分析。     

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茅盾建国后的心态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师茅盾 ,以其丰富的文学经验与深广的社会阅历 ,本应取得更为辉煌的创作成就 ,但成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之后 ,由于国家意志与艺术良心的冲突 ,以及自己的脱党经历等方面的隐忧 ,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终于窒息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此外 ,原有生活积累与“工农兵方向”的相违 ,也使茅盾的创作难以为继了。这不只是茅盾个人的损失 ,也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损失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一次女性视角的再阐释——论《子夜》的女性形象

茅盾的《子夜》比较客观地展示了众多女性在 30年代上海上流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和内心波澜。茅盾遵循男性叙事的传统 ,动用了过多的理性思维 ,无意中简化了女性的生活。先在的主题 ,严密的构思 ,使小说的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茅盾的女性们或多或少地带上了神话的色彩 ,反映了男性作家对现实女性的理想性变形     

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将古代小说惯用的全知视角羼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与现代人性主题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视角的流动与转换是张爱玲小说区别于其它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它突破了"五四"以来现代小说要求固定视角的理论限制;张爱玲用她的妙笔使"五四"之后被否定的"全知视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这在中国文学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