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

<正> “克已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克己复礼为仁”,关键是如何理饵“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作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我认为把“礼”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要更合适些。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我们暂且从“礼”的起源谈起。《礼记》《礼运》篇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     

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方法、途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系统地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从军事路线上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党内军事问题的大争论作了科学的总结。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透过对军事问题的深刻的科学的分析,阐明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实际上,这一著作已经初步提出了他后来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详细展开和发挥了的哲学思想。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对于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有亡荒阅”新解

“有亡荒阅”语出《左传》鲁昭公七年。杜预注:“荒,大也。阅,蒐也。有亡人当大蒐其众。”史学界多认为这是搜捕逃亡奴隶的法令,各种大学、中学教科书无不持此说。然证之以先秦史籍,似凿枘不合。 《左传》鲁昭公七年记楚人申无宇执逃亡阍人于章华之宫,而自辩于王前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     

史为一家——先秦史家研究之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史家这一家。史家是一家思想, 而不是一门学问。史家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问题上（ 即“戎”） 和文化、礼乐问题上（ 即“祀”） 。礼是史家的思想核心。《春秋》是史家的创始之作, 而《左传》则是史家的成熟之作。     

论《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较为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载史年代大致与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相当。从体例上看,全书可分为经、传和论。经、传是正文,比较详细系统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是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论是作者本人的发凡立论,在书中主要以“五十凡”和“君子曰”的形式出现,是我们研究《左传》作者思想最直接的材料。在《左传》书中,经、传和论相互印证和深发,使作者思想从不同侧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本文拟以《左传》中的“君子曰”为主体,综合传、论两方面的有关材料,对《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的探讨。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大蒐”解

“公羊傳”昭公八年說: 秋,蒐于紅。“左傳”昭公八年說: 秋,大蒐于紅。 蒐,或曰大蒐。自古以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經学家和注解家为这个蒐字寫了連篇累牘的注解,但是我們对于蒐字的理解仍是模糊的。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弄清楚什么叫着“蒐”。中國最古的字書“尔雅”說: 春獵为蒐,夏獵为苗,秋獵为彌,冬獵为狩。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出,“尔雅”是干脆地把蒐字解释成獵的别名,是獵的一种称謂。漢朝的刘向根据着前人的注解,加以發揮,他在“說苑”中說:     

戴德的丧服主张及其《大戴礼记》

戴德字延君,梁人,号大戴,曾任信都太傅,是西汉著名礼学家.他的主要礼学成就是:撰有丧服方面的著作《丧服记》和《丧服变除》;删《古礼》204篇为85篇,称为《大截礼记》,宣帝时该《记》立于学官,成为今文经学14博士之一.另外,曾定《仪礼》17篇次第,与当时著名和学家戴圣、刘向所定次第不同,具有相当的见解,而影响最大的是有关丧服的著作与他所辑的《大戴礼记》.该《记》将从前遗留下来的《古礼》和礼学家们议论礼义制度的《古记》,根据他的要求.进行删削、取舍、整理、编辑而成,保存了古代礼学文献,也是他礼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关于戴德的丧服著作,保存到现在的汉代文献,如《汉书》、《汉纪》及当时一些个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当前有关研究汉礼的著作与论文,几乎都没有提及.而唐朝人的著作中却有所引述,故根据唐人著作的引述,对戴德的丧服思想进行分析探讨,既是填补空白,又是完善汉礼研究的重要学术工作.现根据唐人引述的《丧服记》和《丧服变除》有关记载,以及《大戴礼记》的主要篇章、作初步的分析研究.     

“礼”的哲学意义研究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对礼的设施的记录和对其仪容的描述十分繁杂而琐碎,这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迂腐,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礼教杀人”的沉痛时期,这使得我们对“礼”的研究多取社会批判的角度,而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礼”在建构中国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方面的伟大意义的工作则做得不够。本文认为,“礼”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而彰现出人类生存的庄严性质的,它直接指向对人的自然欲望的提升,指向人道世界的和谐,指向最高的道德境界。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礼的起源和本质

“礼”是中国文化史和经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代经学中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通礼”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这类书便达四十七卷之多。在《清通考》和《清续通考》中,亦占有很大的篇幅。二十五史中大都有《礼志》、《礼仪志》或《礼乐志》等。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尤其从西汉儒家独尊局面形成以后,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的御用儒家,为了把礼贯彻下去,无不竭尽其力鼓吹礼的神圣与永恒的。解放以前,不少封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打着“礼治”的旗帜,唱着“礼为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高调,来抗击现代进步思潮,企图达到复古的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把礼的起源与本质问题弄得一塌糊涂,不是简单空洞地提出“礼源于祭”,就是抽象地认定“礼源于俗”。最近有些文章的作者,毫不掩饰地把礼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归纳起来的概念,因而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这是反科学的。本文企图就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作试探性的研究。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中的仁和人

“仁”字在《论语》一万三千七百字中是占有显赫的地位。宋代张敬夫《洙泗言仁录》大概是首先把这个字眼类聚在一起,作了研究,而引起人注意的吧;然而,我们今天容易记起的却是清代阮元《论语·论仁篇》的统计数据——一○五个“仁”字。孔子和他的门弟子们说了这么多的“仁”字,历代又对这些“仁”字作了好些发挥,应该是义蕴无余了,却又不然。直到现在,我们不是对它还有许多新的争论?孔子是一个所谓“繼往圣”而且非常富于创造力的人,《论语》二十篇四百八十六章,论“仁”的五十八章,论“礼”的四十余章。“仁”和“礼”可说是经过他改造、孕育出来的一对学生。“仁”是什么?“仁”和“礼”的关系怎样?从他回答颜渊     

从巫仪文化到实践理性--以《周易》和"三礼"为视镜

先秦思想经历了从上古巫仪文化向周代实践理性转变的过程。《周易》和“三礼”蕴涵着巫仪文化和实践理性的双重性 ,并且具有巫仪文化向实践理性过渡的特色。所以 ,《周易》、“三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转变的关键点。从这两种经典文献观念的转化中 ,我们能发现先秦思想发展的脉路 ,又可在发生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古代传统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和情理结构的特质     

朱子家礼与河溪金长生的礼学

虽然现在尚不知朱子的家礼是何时传入的，但在《高丽史》恭让王二年(公元1390)的记录中已有“行礼仪式一依朱文公家礼随宜损益”的内容，可知当时《朱子家礼》已相当普及。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从礼乐偕配到礼崩乐坏──《先秦礼乐文化》对先秦社会变迁的新阐释

还是１９８３年做硕士论文时，笔者便接触到礼的问题，当时选定的题目是《大戴礼记校正》。由于专业是中国历史文献，故当时主要着力于《大戴礼记》的版本比勘和文字的校正；对于《大戴礼记》的内容，尽管有所涉猎，但并未深入探究。印象中，礼的问题是相当复杂和艰深的。记得当时还读了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他对中国先秦礼制的精辟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事有凑巧，１５年后的今天，有幸读到了杨宽先生的博士弟子杨华的学位论文——《先秦礼乐文化》。该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凡２５．５万言，共分十章，分别从礼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