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汉籍目录述论

中国典籍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各种渠道传播到日本,曾对古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往往迅速以传钞、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一步流播开来。所以,流传于日本国土上的汉籍,既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钞本、注释本和汉籍日本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用汉文著作的典籍。汉籍在日本流     

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简介 “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

<正>"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规划设计者是周广璜教授、李梅副教授。2012年4月26日,"集部儒学文献萃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拉开了这一重大工程的序幕。这是继"《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之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所实施的第二个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向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其中集部收录文献最为宏富,蕴藏着丰富的经学、儒学单     

近百年来汉文西夏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

近百年来,学者对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六类,即文献综述、专书或专题考证、专书整理、文献辑录、史料考辨、海外访书与书目编修。对汉文西夏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西夏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与抢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收藏为中心

本文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收藏为中心,说明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流存广、数日大、品质精,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文章还分析了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大多处于急需抢救性保护与整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抢救性保护建议.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于2008年12月7日在重庆召开,参会的有海内外专家学者80余人。大会就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日本汉籍藏书库提示

日本所藏中国书籍及中国研究著作,堪称世界之最。众所周知的《游仙窟》、《一刻、二刻拍案惊奇》即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林述斋曾将中国佚失、日本尚存的汉籍编成《佚存丛书》,一帙十册。1924年商务印书馆曾将其影印。然而其中所收恐为极少部分。学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个人均有所藏,但是要理出头绪极难。这里仅将从古至今收藏中国书籍的主要文库及图书馆按笔划列出,对藏书者、藏书情况、藏书特色、沿革及今日收藏情况作简要说明,相信会对我国学界有所裨益。     

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要走向成熟,必须更好地解决三个基础性的问题,第一是弄清楚海外华文文学要研究些什么,第二是明确由谁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第三是搞明白为谁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相反,要关注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主体存在着差异,所以包容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十分必要.研究者要意识到各自的局限,不能包办华文文学研究.我们只能书写各自的华文文学史,所以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与坚持自己立场、坦率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两者并不矛盾.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     

《弘决外典钞》所引汉籍考——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周边的汉籍

<弘决外典钞>是具平亲王针对唐僧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施加注释而撰成的,其中大量引用了平安时代流播至日本的中国汉籍.本文着力考证<弘决外典钞>中引用<史记集解><经典释文>的部分,借此来探讨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平亲王的学问及其周边的学术氛围.     

许筠与《闲情录》

许筠《闲情录》一书第十六卷治农部分专门谈论农学问题 ,从谷物蔬菜到养牛、鸡、鱼、蚕 ,包罗万象。书中反映了农业经营观念 ,是朝鲜农业经营经济学的鼻祖     

值得重视的《楚纪》及其撰者——兼考《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非廖道南所作

<楚纪>是一部保存楚地文献、详载明代两湖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该书体例具有探索性,其内容则可为当今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提供资源或资料线索."四库存目"称其"殊不足观",其实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忌讳.<湖北文征>在收录<楚纪>撰者廖道南的作品时,有一明显失误.     

试论中国食品安全之史记

在古代中国,食品安全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历朝历代为保障食品安全从生产、节约到储备和赈济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食品安全系统还是险象频出,其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灾荒多发以及对食品占有的不平等。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生态环境等国策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执行。     

历代《史记》叙事研究综述

《史记》问世以来受到文人学者高度重视,历代对《史记》叙事的研究,各有特点,取得了不同的学术成就,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两千年来《史记》叙事的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汉魏六朝:起步阶段;二、唐宋时期:发展阶段;三、明清时期:兴盛阶段;四、近现代:突变阶段。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理学家与语录体

提到理学家的著作,人们往往想到“语录”二字,语录体俨然成为理学家的标识性文体.印刷业的发达为语录体流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这是促成理学语录流行的外在机缘,理学家对待口传与书写的态度、理学家的以道统自任的传道使命感、迫切感以及语录体文体自身的自由性、切己性则是语录体流行的内在原因.但语录著述因其口语、口传性质而存在可理解问题、可信性问题,以及与传统的经典著作之关系问题.因语录而废经典、废文章现象,则为汉学批评宋学语录体流行之两大弊端.     

从中华文明看《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近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史学成果。     

论《礼记·乐记》的“中和”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是先秦时期一篇极其成熟的文艺理论论文。我们可用“中和”二字来概括其文艺思想。在历代儒家心目中,“中和”是个人品格修养、文学艺术作品和治国平天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乐记》明确辨析了“和乐”与“淫乐”、“道”与“欲”的关系,它虽以乐为名,却礼乐并重。“乐”是德音,凡是堪称为“乐”的文艺都应具有和谐中正的特征。     

释“传说”——兼探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

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保留了一些关于上古结绳记事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分析可知 ,在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中 ,有专人负责结绳和记忆结绳中所记之内容 ,并将其不断地“传说”给他人 ;在该记忆者年老之后 ,还必须将自己所管理的结绳和结绳中所记录的内容“传说”给自己的继任人。这应是“传说”一词的原始义。这样的“传说”不仅并非“无可征信的传闻” ,而且还应具有“信史”的意义。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