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阈中的康有为孔教思想

作为尊孔保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康有为力证是由于孔教的真精神没有得到彰显才导致中国的贫弱落后,作为人道教的孔教,自有其他宗教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存在、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因相系,捍卫孔教之真义,延续文化之命脉,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

康有为1900—1902年间集中注解了一批儒学经典,试图重建儒学。《中庸注》是其中之一。在注中,康氏力图使儒学成为“四通六辟”的孔教：将儒学阐发为“人道”,欲使它能面向人智渐开的当下及未来;突显儒学的鬼神,既要表明孔教优于耶、佛,又要增加儒学的号召力,使普通民众信奉与敬畏;阐发“三世三统”,让儒学能笼罩整个人类的发展,避免儒学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而衰微。这些体现了康氏思考如何让儒学适应近代社会的焦灼。虽然康氏在注解中不惜歪曲经文,过度诠释,但其目的是走出宋明儒学心性修养的限制,让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命力。这无疑有助于思考当下儒学的发展问题。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在《新青年》上,陈独秀与康有为就孔教问题展开思想论争,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陈独秀与康有为共同享有"国民"的思想平台,两人都是就对方省略搁置的论域大加发挥,表面上看两相对峙,究其实质竟似两相补充。陈独秀及《青年杂志》并未从一开始就把康有为和孔教作为论辩对手,至袁世凯这一头号敌人逝去、康有为派又强势推动孔教第二次国教化运动之际,《新青年》第二卷才将矛头对准康氏,并咬定孔教与帝制有因缘这一政治语言展开了攻伐。对照康有为的文章言论,可知陈独秀实际上大体接受了康氏救国基础在国民个体道德修养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康、陈冲突,理论之本底端在个人独立主义与儒教"亲亲"伦理的摩擦。随着宪法会议"孔教定国教案"失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到第三卷第三号上,对孔教的讨论朝多元化方向敞开。然而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后,陈独秀排击孔教再趋严厉,并终其一生将康有为及"孔教"之名定在"复辟"的耻辱柱上。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康有为的修辞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文章"贵适用"、"合时宜"。其关于文采、繁简、积词修词、文体文法之说,均有借鉴意义。     

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初探

康有为以"仁"为核心,吸纳中西社会福利思想的精华,构建起一个政府全面介入、覆盖面广、内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人本思想,对后世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合中西为大家”——康有为的国画变革观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先驱,通过在意大利游历中对西洋绘画艺术历史发展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画的整理分析,他认识到西洋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中西美术融合的必要,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合中西为大家”的主张,极力呼吁中国画的变革,期望在新的时代出现新的绘画形式、新的创造者。他的国画变革观形成于民族危亡的动荡时期,着眼于变革创新的精神,与其变法思想紧密相联,反映出当时有代表性的西洋观,表现出一种较开放的文化心态。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杂议

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加之两岸过去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对《春秋董氏学》的结构、内容、主题、与维新变法的关系以及其所蕴涵的“广东特色”进行认真探讨。     

语言哲学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

语言是哲学的思辨领域,不论二者关系如何,它们一直以来总是具有明显的不可分离性.不同的语言类型产生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知识结构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观和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基础导致语言学学科性质的变迁.从语言本身的多相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语言学与其他知识体系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语言作出考察与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宋代以来江西康王考论

康王为江西较为普遍的神明之一,江西境内有多个康王,如周康王,楚康王,宋将康保裔,宋康王（宋高宗赵构）等等,康王的身份也一直存在争议。通过考证江西主要的几个康王原型故事及其衍变,分析了其流变的原因。江西康王的例子表明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复杂面相。     

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三个层次

先秦儒家对理想人格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论述,他们肯定每一个体都有完善自我人格的潜在因素和现实能力,但又非众生皆平,不同的政治阶层具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自下而上分别是君子、贤人、圣人。这种层次性是现实等级秩序的反映,君子、贤人、圣人既是先秦儒家对庶民以上的各阶层提出的做人要求,又是为他们划定的“成人”界限。     

人类学视角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标志着一种成熟体系的形成,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当代实践对被选择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各国的理论成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创新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本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必将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风格"的主旋律.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福柯研究

福柯哲学是法国科学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具有鲜明的法国科学哲学特色。福柯在科学哲学领域颇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主流科学哲学界发现了福柯,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等都深受其影响。从科学哲学发展史来看,福柯哲学进入科学哲学的视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迪意义。     

从《为吏之道》看儒学与秦代的政治道德

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主要说明官吏应具备的品德修养,以及官吏治理人民的政治道德;将其与儒家传世经典文献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其吸取了儒家宽裕忠信、修养身心、安贫乐道的思想,这表明,秦代在治民方面虽然实行严刑峻罚,但是在政治道德建设方面却重视儒家的内圣之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代并不完全排斥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