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怨文化主题的历史演变——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所辑文献展开

自昭君出塞以降,其寂寞情怀得到诸多诠释,而昭君哀怨于史学渐备其体,民间传说延其命脉,至文学而成大观之势,演变为一种文化主题。韩国学者赵钟业于《韩国诗话丛编》辑录南羲采《龟磵诗话》,其所录昭君怨诗,以歌探心,对昭君怨文化主题演变有着弥足珍贵的补益价值。     

论韩国古代诗话的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意识

东亚汉字文化圈长期交流与互鉴的历史文化语境,为韩国古代文人创作诗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宝贵素材。诗话的创作群体基于不同的身份与立场,用汉字记录并比较各区域文化与文学,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及视东亚汉文学为一体的写作姿态,使得韩国诗话作品富有鲜明的东亚视角及浓厚的比较批评意识。而这一书写特色也成为了韩国诗话有别于中国诗话的重要特征。从中可见韩国诗话的域外价值、地域特色,以及韩国古代文人在东亚文学交流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黄巢《自题像》探赜与索隐——兼论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对唐诗的举证价值

黄巢《自题像》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诸多记载,从中可以窥见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情况和人们对黄巢兵败出家并赋诗的事情原委的认识。虽然《自题像》诗是效仿篡改元稹的《智度师二首》而来,但是通过对效仿篡改后诗歌的分析可见其自身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龟磵诗话》虽出自韩国作家南羲采之笔,但是却能对中国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黄巢兵败出家赋诗之事及其《自题像》诗的记载不仅真实准确,而且有其自己的评价,反映了唐诗在韩国的接受状况,也对我们研究唐诗等亦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

《诗话丛林》是韩国诗话史上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诗话丛林》最早之注释、翻译著作为许卷洙、尹浩镇之《译注诗话丛林》与洪赞裕之《译注诗话丛林》。相较于许卷洙、洪赞裕等注译本,本部《诗话丛林校注》之特点主要有:句读方面,尽心审核,避免谬误;校勘方面,遵从原书,订正原书之误必作校勘记,以存旧貌;注解方面,详注韩国文献,略注中国文献。此书主要面向中国学者而作,为中国学者加深对韩国汉诗及诗人之理解,为研究韩国汉文学提供一点便利。     

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

《诗话总龟》现存明嘉靖月窗道人刊本及明抄本，都经改窜。罗根泽先生甚至以为《诗话总龟》后集乃月窗道人所辑。明以前《诗话总龟》到底是何面貌？由于没有发现更早版本，前人难以回答。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O三卷至八O六卷为月窗道人本《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至卷五十的内容。此本的发现证明《诗话总龟》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之说是错误的。月窗道人本及明抄本较之《永乐大典》本现存部分多七门，约十卷，计二百余条。《永乐大典》本代表了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面貌，由现存部分可以看出，明人改窜《诗话总龟》旧本的程度和规模远没有前人想象的那么大。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东坡诗话全编笺评》前言

《东坡诗话全编笺评》前言王文龙（一）从现存资料看，《东坡诗话》之名初见于《诗话总龟》前集。《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载《东坡诗话》１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则作２卷，称好事者据苏武杂书有及诗家者集成。元人陈秀民编《东坡诗话》《学海类编》本作《东坡诗话...     

处常子《续本事诗》辑考

处常子《续本事诗》是五代时期吴国出现的一部诗话体小说,为续补唐代孟启的《本事诗》而作。《续本事诗》全书已亡,但通过辑出的17条佚文,可以一窥该书的面貌。相对《本事诗》来说,《续本事诗》更加依赖于从较早书籍选取诗话材料。从《本事诗》到《续本事诗》,再到《续广本事诗》和《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话总龟》,唐五代的诗话体小说完成了向宋代诗话丛编的转变。     

书院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

书院是产生于我国唐代并在宋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的民间教育机构,对传递学术薪火和开启民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书院在辛亥革命前后渐渐趋向式微,却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性质仍然具有民间办学的色彩,书院的发展的路径不外是传统文化和域外优秀文化的教育以及学术研究。     

牡丹意象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塑造

中国花卉文化中,牡丹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明代传奇《牡丹亭》从传统的牡丹文化、牡丹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在剧作家汤显祖笔下,女主人公杜丽娘有着牡丹一般的艳姿淑质,牡丹一般的悲剧命运,牡丹一般多情而坚贞的品性,显现了浓厚的牡丹文化元素。而美丽高雅、多情动人的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正是明代中后期人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成果之一。     

芍药作为中国“爱情花”之史考

芍药是原产我国的著名花卉,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爱情的传递者,是当之无愧的"爱情花"。从《诗经》入手,考证了芍药作为古代结情之花的渊源;又从唐宋诗词、元明戏曲中考证了芍药作为爱情象征的背景、内涵;并对古代诗词、文学作品中芍药的女性意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介绍了芍药作为女科药材的重要价值。最后,采用对比的方法,将芍药与其他具有相似寓意的花木(牡丹、玫瑰、红豆)进行了比较,阐述了芍药情花文化的独特性、唯一性,并结合当代消费特点,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阐述了芍药成为我国当今"爱情之花"的重要意义与可行性。     

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

通过对唐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以确定唐代行业技术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步,从而生发出唐后期奠基于文化繁荣基础上的新经济成长方式。科技启蒙教育、科技实科学校、科技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及创新精神指归,构成了唐代科学文化的独特内涵。科学史研究者就唐代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认为唐代科技的创新与持续发展已使古代科技达到成熟阶段,对唐代科技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唐代的人文主义氛围是浓厚的,而其不乏科学文化氛围也是可以肯定的。     

《聊斋志异》中的植物精怪形象

植物精怪是中国精怪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类别。《聊斋志异》中的植物精怪多为变成女性的花精,她们与书生发生了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些植物精怪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牡丹精怪形象体现了作者至情至性的俗世情怀,菊花精怪寄予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对自己失意人生的诗意拯救,柳树精怪表达了作者关怀民苦、热心助人的救世理想。     

理智·感情·性欲——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若干女性形象谈片

唐宋小说作品中多描写爱情之作,但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问徘徊,而宋元话本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在感情与性欲的旋涡中浮沉。分析两个时代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同古代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的理解。     

浅析汉代“乐府歌行”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歌行类作品在唐以前就已经出现,到唐代其创作已达极盛。歌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论者眼中,其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因为歌行这一诗体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人们对歌行的不断探索。这些探索推动了我们对于歌行这一诗体的认识。立足于歌行创作的实践,分别从其萌芽期和形成期的创作情况来分析这一诗体的发展与演变。     

知人论世——《高拱年谱》序

明清至今,高拱没有年谱,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生平身世、改革事功和学术思想隐而弗彰,不被世人所知。因此,要知其人,论其世,识其学,编著《高拱年谱》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研究高拱及明代中后期历史,而且对继承和弘扬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