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生命化诠释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生命化的诠释路径更能切中儒学的这一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动儒学走向现代社会。生命化诠释在目的上,旨在诠释某一学说的生命意涵;在使用的研究范式上,以生命学的范畴来进行;在研究态度上,强调研究者须投入炽热的情感和奉持的信念。在生命化诠释的视野中,儒学会呈现出一幅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图景。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明代三陇书院考略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环,书院教育在西北起步较晚。本文采摭文献,考核了三陇地区明代创建的19所书院,通过透析其区域性特点,客观评估了它的社会功能及其效应。     

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

明代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地主阶级内部思想上的分化,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对运河区域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冲击。明代的政治改革,又赋予了书院教育新的内容,为科举服务的应试型书院逐渐取代了以探讨学术为中心的讲学型书院,完全成为名利者之场。     

儒学民间化研究——以泰州学派为考察点

儒学的政治化、学术化、民间化,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并行不悖的三种不同趋势或类型,一般思想家或学派,往往游离于三者之间,或政治化、学术化倾向重或民间化色彩浓,因此之故,而成其为不同类型的代表。泰州学派则是偏重庶民的民间化的儒家学派,它产生于明代,是阳明后学的八大学派之一,他们活动的中心和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乡村,为推广儒学思想,创立了"百姓日用是道"的理论和口语化的表达方法,并以侠义精神感召民众,大大促进了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好风俗之延续。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明末儒学视野下的西方文化

以明末(即从1582年利马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儒学对西方传教士带至中国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指出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是主体文化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对外来文化重新理解和建构.明末士大夫从儒家文化的基本点出发,对这样一种异质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的转化、改造和吸纳,使它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内获得一种新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来自西方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儒学式的解读.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快乐的儒家精神--废名《菱荡》中的意象新解

“菱荡”和“聋子”是《菱荡》的两个关键性意象,“菱荡”代表着世俗、实用,“聋子”代表着“封闭”、快乐,二者共同体现着废名的追求和乐的精神世界。《菱荡》并非一般田园牧歌,作者的用意在自我修为,这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一脉相承。     

经学诠释与三朝五门制度：以隋唐宫室制度为例

儒家经典自汉代以后经历了各种注疏解释,三朝五门制度是古代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从经学阐释与匠学营造的角度考察了在隋唐的不同体现。前者采用“儒学三朝”概念,主要在宫室规划的指导思想层面阐释三朝五门内涵及观念史变迁;后者采用“匠学三朝”,主要在实践层面指出不同时期的三朝五门具体位置及形制。二者从不同层面回应了古代君主制政权自证其合法性问题。三朝五门制度是顺天应民、天人一体的儒家德治观在宫室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具体体现。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