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权之完善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到2008年新《律师法）,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交流权在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尚存问题不少;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实践依然极为艰难;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权的优化构建,不但需要法定权利的进一步扩展和保障,也需要对权利本身设定必要限制。     

中国律师辩护权研讨

现代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注重惩治犯罪,保证社会良好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已有相关规定,明确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确立完善了一些相关权利。但从立法及司法操作来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存在立法缺陷,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制进程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辩护难"已人所共知.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块事实上的"洼地",如法律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重重阻碍.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专门保护者--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律师的阅卷权无法有效地实现,而与其权利受到很大制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法律责任过重,甚至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尽快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消除其与新修改的律师法之间的冲突,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

中国将介入侦查阶段的律师定位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并对其权利规定得十分有限,使侦查阶段的律师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虽然新《律师法》在此方面有一定的改进,但仍有许多有待改革和完善的不足之处。     

独立审计代理委托权配置问题研究

从审计代理委托权的配置问题入手,分析了独立审计代理委托权的配置现状及其成因,并对财务报表保险模式、证券交易所招投标模式和审计委员会模式进行了比较。与其他模式相比,证券交易所招投标模式更加切实可行。     

侦查启动模式比较之探析——兼谈中国侦查启动模式的选择

纵观各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活动的规定,主要有三种侦查启动模式：即时型侦查启动模式、两步式侦查启动模式和程序型侦查启动模式。笔者建议借鉴法意等国的做法,将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在立案前可以根据办案需要自行启动初步侦查,但只能采取任意侦查行为。在立案之后进入正式侦查阶段,可以采取强制侦查行为。立案程序成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的分界线,成为采取任意侦查行为和强制侦查行为的分界线。     

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优化刑事诉讼结构

本文从律师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天然紧密联系出发,论证了中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实然状态受现行刑事诉讼结构控辩不平等、审判不中立以及“审判”前置、侦查定调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完善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要首先矫正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失衡的状态,确保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辩护方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并对具体举措作了论证。     

制宪权三论

本文讨论了围绕制宪权的三个核心理论问题 ,在区分制宪权与制宪、立法权、修宪权、释宪权相关概念基础上强调了制宪权的价值内涵 ;并提出应在主权、制宪权、治权 (政府权力 )关系的定位中进一步揭示制宪权本质 ;最后 ,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探讨了制宪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