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

安徽地域文化有三大板块,即皖北道家文化、皖南儒家文化和皖中佛教文化。儒佛道在安徽地域的这种分布特征为三者之间的交融创造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由于儒佛道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故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化基本特征和历史走势的一个缩影。     

文化自信的三大基本要求——宋儒处理儒佛关系实践中所表现的智慧

究竟应该怎样建立文化自信?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主张或许能给我们某些启示。宋儒认为,建立人们对儒学的自信,必须将儒学的优点加以发掘和宣传,以累积人们对儒学的认同感,从而筑牢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必须开放包容,将对儒学的自信建立在对佛教能力、魅力的肯定上,以建立文化自信的健康心态;必须秉持理性,将对儒学的自信建立在对佛教的客观、正确的理解上,以培育文化自信的科学理性。质言之,筑牢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建立文化自信的健康心态,培育文化自信的科学理性,既是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智慧,也是当今建立文化自信的基本要求。     

略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佛关系

蒙古前四汗时期,儒佛之间处于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万松行秀、耶律楚材、海云印简、刘秉忠、元好问等领袖人物的思想行为,引领着本阶段儒佛关系的走向。总体上看,与越来越紧张的佛道关系相比,本阶段的儒佛关系则趋于缓和。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儒佛并重而归宗于儒——马一浮先生的儒佛观

儒佛问题是马一浮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全面了解其思想面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先生的儒佛观有其内在的理路和现实的考量,是在权衡、评判各家学说得失,基于人的现实状况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既避免了好高骛远的弊端,又指明了修行的最佳路径,从而在理论之中寄托了现实关怀。了解这一思想,对于从本质上把握各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     

王夫之对儒、佛、道心理思想关系的辨析

从辨析儒家与佛、道思想关系的角度,王夫之提出了“有”境界的心理认识标准.通过“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认识过程分析,王夫之揭示了佛、道思想入于“空”、“无”的认识论根源和相通于儒家的心理思想成分.从心理活动的主客关系和认识过程的境界高度方面,王夫之以认识和构建“有”境界思想的心理认识活动为核心,从辩证性心理认识过程与非辩证性本体之心的角度取舍佛、道有益于儒家道德之学理论建设需要的思想成分,提炼和总结了“三教合一”的心理思想成果.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试论儒佛道思想对李清照的影响

<正> 李清照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文学家,就象一颗璀璨的明珠,嵌缀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她的作品,历来为人们交口称赞。李清照之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文学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给了她丰富的养料,特别是她对儒佛道思想兼收并蓄,使得她才高学博。本文试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论述儒佛道思想对李清照及其创作的影响,探究她成为天才女作家的原因。     

儒、道、佛文化合流与元杂剧的道德观

元代既是一个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异常激烈的朝代,也是一个礼乐崩溃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何以杂剧勃兴?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元杂副的勃兴,固然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家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对杂剧作品思想内容的重大影响.元杂剧作家们既受先儒和朱儒思想的濡染,也受道、佛思想的影响,虽身处下层,却能上观社会的黑暗,因而反映到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也就复杂起来,究其缘由,与儒、道、佛文化的合流不无渊源。     

列宁的文化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列宁在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早产论”的同时,论证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确定了文化在“完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阶,设定了文化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具体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印证列宁文化思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列宁的文化思想,进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

在唐代文学中,柳宗元的山水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关于他的诗,前人多有评价,概而言之,不外似陶(潜)、似屈(原)二种。前者,如:苏轼《题柳子厚诗》云: 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又《评韩柳诗》云: 柳子厚待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手枯澹者, 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