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

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后,二者在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方面的态度不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导致鲜卑族和汉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政治上败于西魏北周。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     

再谈清代台湾平埔族的汉化

清代,台湾平埔族在与汉人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外观上逐渐与汉人别无二致,而且在族群意识上也倾向于认同汉人。平埔族的变迁是改变身份认同的“汉化”,而非单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涵化”。台湾部分学者所谓的平埔族是“涵化”而非“汉化”,仅仅是台独势力的一种政治诉求而已。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关汉卿杂剧中的族群意识

关汉卿是中国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之一.关汉卿所生活的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族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族群意识的杂剧作家,在其作品中,关汉卿为不同的族群人物添加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对汉人族群,关汉卿持肯定和认同的态度;对其他非汉人的族群则持贬低和排斥的态度.其中,在对待女真人和蒙古人的问题上,态度又有所区别.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

试论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郑传斌金世宗完颜乌禄统治时期（１１６１～１１８６年）是金朝一代盛世，史家称之为“小尧舜”。金代为何到世宗朝才出现这种繁荣局面呢？这是与金朝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金世宗的“汉化”政策分不开的，所谓“汉化”实...     

宋代女真与白蛮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宋代女真与白蛮社会经济情况、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的分析与比较 ,探究二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在宋与金、宋与大理关系形成中的作用     

辽代行政制度二元化原因分析

辽代行政制度的二元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以南、北面官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这是由契丹统治者对待汉族文明的态度决定的。一方面是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有意疏远和抵制。行政系统的二元化,正是这种既利用又抵制的态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吴化粤语的历史形成

粤西鉴江流域自古是汉人和古百越人杂居之地。从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此地"冯、冼"结合,"汉、越"共建而又从属于汉人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权,罗州、高州的行政建制,以及与广州地区的密切联系等等历史因素,促进了本地区的汉化,糅杂了大量古百越语的汉语方言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评完颜亮的汉化改革

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完颜亮的汉化改革。分五大部分：理论阐述部分，提出了本文的写作中心；简述完颜亮及其对汉族文化采取的态度；结合具体史实详细论述了完颜亮的各项汉化改革措施；着重论述完颜亮汉化改革中存在的局限性；全文总结。     

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简况略析

南朝时期,古高凉俚汉民族融合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出现俚汉民族融合的高潮,到唐初古高凉地区俚人基本融入汉族群体当中.当然,在俚人汉化的过程中,俚人的习俗有所保留,汉人也有所"俚化".部分俚文化为汉人吸收并传续至今,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地区汉人的以俚文化为底蕴的地域文化.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渤海高氏在北朝的变迁——北魏至北齐初

渤海高氏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的名气远逊于南朝的王谢、北朝的崔卢,但其对于北魏及其后的东魏北齐政治的影响是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渤海高氏于西晋时崛起,发展于北魏,而在北魏末年的纷繁乱世中一枝独秀,奠定了东魏北齐政权的基础,"齐氏元功,一门而已",而高乾高昂兄弟之死,标志着渤海高氏的衰败,也标志着胡华逆流对以汉人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反扑。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高洋所谓“殷家弟及”试释

高洋所谓＂殷家弟及＂乃高氏储位继承之关键。高氏储位继承之＂殷家弟及＂传统源远流长,自高欢执东魏朝政至北齐承光元年为北周所灭,其储位继承形式以兄终弟及为主。高氏储位继承屡行＂殷家弟及＂,与娄后之影响有关,更与高氏在胡化与汉化间之困境有关,高氏诸帝于传子与传弟之间矛盾,表明高氏在汉化与胡化间之艰难取舍。高氏＂殷家弟及＂盛行并伴随残酷政治斗争,引起高氏皇族间之猜忌与残杀,因此与高齐衰亡亦有所关联。     

试论清廷封禁东北之根源

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在东北地区实行长时期的封禁政策,禁止或者尽可能地限制汉人移民东北地区。其原因大致有三：避免汉化而保留满洲风俗;为旗人生计考虑;满足自身之私利。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

文化普济主义的思想很难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群体对待其他非华夏—非汉群体和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华夏—汉人群体看待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基本范式的特点,如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过早培养了强烈的类似民族主义的情感。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严重阻碍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