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薛允升的改法修律思想刍议

绵延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系,至清末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西方法文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的封建法律及文化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改造和重塑中国法律体系已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清末法制变革先导的薛允升,在精研中国固有律例的基础上,融汇外国法律,提出了自己的改法修律思想,并对后来的清末修律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清代礼法之争审视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传统转型

历史上中国法律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 ,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从“礼治”到“法治”的变革 ,最终形成孔子正统和清末礼法之争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制度。清末礼法之争之后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极大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 ,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完善 ,即WT0对中国法律诸方面发展造成的影响和完善可以认为是中国法律的又一变革。     

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理论逻辑

沈家本通过与西方法律的综合比较,得出中西法律可以互补的真知灼见,他在主持清末修律时翻译和引进西方的部门法学,主张效法西方的法治,改良清朝的司法制度,使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清末德国法对中国法制改革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在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法的继受,而这种继受是通过直接向德国学习和通过日本为中介向德国学习两个途径实现的,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对清末中国法制改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此后中国的法制始终遵循着大陆法系的模式而发展。     

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影响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法律近代化的客观介绍,为处于改革关口的清末政府进行法律改革提供了现成经验。《日本国志》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决策发挥了导向的作用。《日本国志》为清末法制改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日本国志》对清末修律内容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清末民初陕西司法改革初探

区域性地方法制状况是一个国家整体法制水平的缩影,理应成为法史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从清末民初陕西司法制度变迁可以较详细地考察清末由沈家本主持的变法修律活动对地方司法改革的影响。     

对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

清末法律移植是清末法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移植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立法移植为主,内容上具有先进性、超前性、民族性,并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立法移植在当时维护了清廷的统治,挽救了清廷危局,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来法律,奠定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础,开创了法律改革的先河。它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法律移植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注重传统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外来法律,并充分发挥法学家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清末新政,西方近代的法学思潮涌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法学一度成为显学。在概念、原则和体系诸方面均与中国古代法学迥异的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法学教育再次勃兴,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从法学教育精英化走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坚持精英化走向的实现路径。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以加强行政监督为视角

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中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包括对行政权的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监督理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理论,到对其废除,再到法律监督理论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在面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对检察监督理论重新梳理,以确认并不断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已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法"法系影响"的多元审视

法系影响是指分析特定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借鉴不同法系的程度,法史学的方法与比较法学的方法成为分析当代中国法法系影响的两大进路。当代中国法制史具有阶段性特点,在大陆法系传统中断后,建国初期的中国法仅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原苏联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国法的移植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资源,世界法律发展趋势与当代中国法制实践导致分析中国法系影响的复杂化,因而应当从整体和局部、形式与内容、实体与程序、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观念与制度等多元角度审视中国法的法系影响。     

论中国特色党法关系理论的生成

综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关系,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党没有处理好党权和法制的关系,但是从其在革命实践中及其执政后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认识始终是明确的,建设以宪法为渊源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作为革命领导和具有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其自身“依法执政”的自我克制原则乃是建立“法治中国”的基本途径,即在“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基础上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法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释论

1978年以来的全方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国也开始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实践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也就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即中国国情直接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在宏观上,这一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最新成果为思想指导的法律概念论、法律渊源论、法律价值论、法律责任论、法律运行论和法律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理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式的政治智慧,是其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合乎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认知.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2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21世纪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面临新的问题和极富时代性的挑战.应审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所处的全球化背景,转变研究思路,关注法制现代化、全球化乃至后现代化思潮对法律史学研究的影响;深入拓展研究对象--从单一化走向复合化,以实现制度与思想、通史与部门法史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纸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的贯通;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从简单化走向多样化,在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广泛采用法理学、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注重对法律史进行动态考察和比较分析,以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水平,赋予法律史学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阶段述略

风采迥异的法律文化系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法律文化及其发展有其特定的过程和特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色彩斑斓而又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经历了从单一法到混合法的过程,并以其特有的"伦理法"性格而独树一帜。本文试探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演进的几个阶段,并简略分析了其特征。     

CAFTA建成后广西对东盟法律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因特殊的区位优势,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往来及其中的法律问题成为广西法学研究的特殊资源,广西和东盟诸国的法律实务交流正进一步拓展领域和主体。广西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为促进广西在自贸区建设中的法律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在打造自贸区升级版背景下,广西法学界更需摈除法律交流的障碍,进一步拓展多维度法学研究,加强法律实务合作。     

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中国运动"

法律经济学经过短短几十年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兴交叉性理论学科。尽管取得了方法论和价值分析上的许多革命性成就,对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法律经济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法律经济学发展的未来路径就是对这些不足进行超越,不断增强自身的解释力。中国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而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法治实践在深受法律经济学影响的同时,也将有力促动法律经济学的崭新发展,从而构成法律经济学的"中国运动"。     

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

瞿同祖的早期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书中,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通过法律严密地搭合在一起,但是这一严密的结构在晚期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之中被极大地颠覆了。本文通过考察以亨利·梅因为代表的西学对于瞿同祖思想的影响,指出瞿同祖对于法律的考察有着“去自然法化”的特征,即忽略法律的道德内涵,并且以研究协变为历史考察之要点。在《汉代社会结构》一书中,瞿同祖试图将这套机制分析与儒家理想“亲亲”与“尊尊”相结合以解释社会结构的维持和变化,却发现这一机制导致了结构的极端不稳定。这极有可能导致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忽略儒家经义而赋予社会条件本身以高于一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