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兼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文章基于中国台湾1970 ～2014年的人口数据,运用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法,测算台湾地区婚姻挤压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70 ～2014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MR值逐年增大,同时,理论男婴富余比呈小幅度上升的走势,表明未来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台湾与大陆的比较分析表明,1987～2013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小于大陆值,但婚配性别比MR值高于大陆值.文章利用台湾地区和大陆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检验宏观人口因素对未来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影响,发现婚姻匹配是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婚姻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个体的家庭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工作情况等社会资本才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     

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

闪婚是近年来农村青年婚恋领域的新现象。本文考察了闪婚现象在农村的现状、发展过程,分析了农村闪婚现象的基本特征,重点对闪婚现象的村庄社会基础进行解析。认为,当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内核,婚姻的高价市场和传统观念的演进与互融共同导致了农村闪婚现象的不断增多。     

农村男女比例失衡对农民进城务工意愿的影响

文章提出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是导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力。首先,当适婚年龄段青年男女比例失衡时,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会成为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未婚男青年将会在婚姻市场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提高自己在追求配偶过程中的竞争力,外出打工挣钱成为一个合理途径。再者,男孩的父母会通过对当地青少年男女比例的观察来调整他们对儿子将来择偶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竞争压力的预期,从而决定是否有必要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财富来提高其儿子将来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最后,性别比失衡将通过对未婚男青年及男孩父母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其他人群进城务工的意愿,如单身女性或是女孩的父母,从而导致全体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比率的增长。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制度安排、社会排斥与城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异——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定居 ,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具有长期定居倾向。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转型阶段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住宅市场、城市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的社会排斥 ,并导致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边缘化 ,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通过住房表现出来 ,导致非户籍迁移人口与市民的居住分异。通过武汉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实证研究表明 ,与市民相比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住宅的数量少 ,质量差 ,产权情况不同 ,存在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异 ,证明了社会排斥的客观性。我国应进行与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相应的制度创新 ,平等对待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 ,将其融入市民社会 ;住房政策应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中发挥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构成原因探析——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

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形成这些排斥的原因：一是受人力资本素质、文化与社会认同等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二是受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与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受阻,只有拆除这种藩篱才能够促进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     

性别比失衡对未来农村养老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将造成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男性婚姻拥挤。导致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大量婚龄男性难以婚配．最终将导致本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地区出现大量终身未婚的单身老人,给农村养老带来挑战。合理地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加强和完善养老设施建设,将是我们应对这一未来挑战应做的准备工作。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对赣南H乡新逃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新逃婚”的出现给农村的婚姻与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相关案例分析发现,“新逃婚”现象主要出现在年轻夫妇、有婚生子女、跨省婚姻、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夫妇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新逃婚”在打工潮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激烈,以打工过程中女性的婚外情为突出表现,并最终以女性的出走为结局。多数发生新逃婚的家庭男性都难以再婚,而女性则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传统道德、舆论与地方性规范的式微,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松散和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经济理性是导致“新逃婚”出现的主要机制。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养老倒逼婚姻：理解当前农村早婚现象的一个视角

农村近年来重新出现早婚高潮,早婚率甚至已经逼近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本文基于豫东西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当前农村的早婚现象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代际关系变动推动的早婚仍将存在并可能有所发展。     

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

由于制度与自身的原因 ,很多在城相恋的农民工婚后回到了农村 ,文章根据打工妹的婚后生活状况把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分为四种类型 :安居乐业型、外出型、女方外逃型、女方自杀型。通过对这四种类型的描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婚姻逆迁移进行理论探讨。从宏观上看 ,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与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婚姻逆迁移必然整体上充满被动和凄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男女双方婚前信息交换的完全性、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的同步性也是影响这些婚姻迁移者婚姻质量的关键变项。     

从招郎到“两头住”:招赘婚姻变迁研究

通过对湘北夏村的数据统计和个案访谈,研究发现夏村的招赘婚姻在2000年以后迅速衰落,新型的"两头住"婚姻模式大量出现。"两头住"婚姻模式具有提高赘婿地位、兼顾双方父母、代际关系柔和、家庭关系和谐等特点。在村落社会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女性婚姻自主权、子代和父代的理性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招赘婚姻的以上变化。文章最后对学界观点进行简要讨论和回应,期待对招赘婚姻变迁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Marriage form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counties

Using data from two surveys in three counties where the prevalence of uxorilocal marriage differs greatly, this paper analyzes impact of marriage form,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factors on fertility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hinese patrilineal joint family system, uxorilocal marriage does not universally increase fertility, which is likely to be determined by other factors.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fertility differs greatly in the three regions, and i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regions where uxorilocal marriage is common than in regions where virilocal marriage is dominant. Women’s marriage cohort,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number of sisters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ertility. These findings address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change in rural family and marriage customs during the current demograph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

在婚姻市场渗透下,中西部农村家庭继替具有市场参与性特征：婚姻市场竞争过程形塑出以竞争力为指标的婚姻梯队序列,在优势梯队实现的家庭继替具有向上社会流动的特征,梯队末端则呈现为底层沦陷;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梯队序列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家庭的资源积聚方式、能力和分配方式。调查发现末端梯队集中分布于农业剩余稀薄村庄,其内在机理是农业剩余稀薄通过形塑家庭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与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资源积聚方式和向家庭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进行倾斜的资源分配方式削弱了男性青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力,其现象表征是扎堆分布的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