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tion theory of cultural philosophy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文化哲学通过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阐明了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而使文化哲学超越了一股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始终以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为指导，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生成过程的宏观与微观的描述，力图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为未来的人类生存提供多种可能。     

对“数学文化”的认识

数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健康的根本保障，是完善人格，培养理性精神的有效途径。数学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由认知到修养的过程，是一个体验、感悟、累积、和转化的过程。本文以“新课标”对数学文化学习要求为出发点，介绍数学文化价值以及教育特征。同时对教师也提出一定的要求。     

从《双喜》看文化变异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体现。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 ,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产生了文化变异这种独特的现象。文化变异是文化碰撞中为保持原有文化而发生的一种原文化改变的现象 ,其实质在于是为个体生存而做出的改变。     

从人的生命本质看文化的文饰功能

文化是人类本质的全面外化，人的本质需要既是文化的起点又是文化的终点。人的本质需要主要有两点自我保存(人的生物性意义上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实现。就自我实现而言，人类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完成类存在的特殊性，尤其是与一般动物(生物本能)构成区别;就自我保存(自我满足)而言，人类又必须使自已的生物本能获得充分的满足。前者要求文化尽可能地掩盖人的生物本能，后者则又要求文化尽可能地满足人的生物本能——这就是文化的命运。因此，文化注定是双重性格的，也就是说它既是遮掩品又是点缀品，体现了文化的文饰功能。     

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及其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

本文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作了考察、梳理、阐释和总结,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乃至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反映了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人类文化的态势,有利于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态势和规律,促进本国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认为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现代化具有同一性,把握了问题的实质,不仅对进一步深化文化全球化的认识,而且对坚定我国文化建设的即定价值取向,继续推进文化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中西方比较视角下的文化本质探讨

自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所下的首个学术性的文化定义以来,学术史上的文化定义可谓蔚为大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定义现象。一方面,这些囿于学科分工所下的文化定义开拓了人类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这些文化定义过于笼统和抽象玄虚,文化成了一个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概念,无所不包,令人更生迷惑。文化定义应该超越学科视野,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本质而言,文化是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人类认知。     

本期视点:文化整体性与文化个性

●主持人话语:文化哲学的兴起彰显了20世纪以来人类生存的历史境遇。文化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文化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人的存在、人的生存及文化环境、文化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所遇到的问题,进而在一种     

论政治文明的文化选择

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主体对人类文化中野蛮性、愚昧性不断扬弃的结果,是人类有目的、有选择地过滤人类文化、形成合理文化内核的过程。中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走出“精华”和“糟粕”的简单二分的误区,用外来文化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来开辟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弱化暴力色彩,强化仁政效应,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促进文化发展应树立科学的人性观

人类社会就是在文化的不断熏陶下，通过对人性抑恶扬善的过程，不断进步和走向文明和繁荣。由于文化和人性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发展和改革文化事业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对于人性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人性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     

文化规训与个体的现实生存——对于《天津俗人》的生存论解读

人类通过文化创造不断解放自身，创造理想的世界；反过来，文化给人和人的生存提供了规训和框定。这种规训和框定，就人类整体而言，代表积极的力量。但具体到个体，当其现实生存与文化的框定存在距离的时候，文化的框定便有可能使人陷入矛盾、焦虑，甚至导致生存的危机。《天津俗人》对此有深刻的挖掘和展示。如何弥合指向抽象、整体的人的文化规训与具体的人现实人生之间的裂隙，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的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