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南渡时期的词学思想

宋南渡时期词学批评活跃,在北宋对词体特征的讨论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多元的看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提出了"复雅"的词体观,具体表现为倾向于认同词体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的诗化趋势,同时也看到词体合乐的特性.此期词学批评为后世词学的发展和具体的创作实践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词学 发展史上具有枢纽地位.     

宋南渡词人群的地域分布与南渡词学的地域特色

南宋初期文化格局的重组与变化,对南渡词人群的地域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南渡词人群的分布呈现出地域多元化格局和新的不平衡性。这种分布不仅促进新的词学格局之形成,并使南渡词学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论山谷、后山对宋南渡诗歌的影响

与以往文学史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宋代南渡诗歌对黄庭坚、陈师道诗法的继承是局部的而非整个诗坛的主导。比较而言,江西诗派成员或江西后学对黄、陈诗法的继承较其他诗人要多。南渡诗人对黄、陈诗法中用典与章法继承较少,而对句法及语言继承较多,对黄庭坚诗法的继承远远超过陈师道。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宋南渡初年的社会文化心态——“渡江文物追配中原”的文化重建理想

宋南渡初年存在着继承与延续北宋中原文脉的社会文化心态,士人们通过追缅伊洛风流、重塑故家典型、整理渡江文献等方式,希望在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下重建南宋文化版图,这既是一种心理补偿,也被看作是实现中兴的途径。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金代南渡诗人对唐诗接受考察

金代南渡诗歌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倾向,即对唐人诗风的推崇与合理继承、对唐代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给予发扬以及对于唐诗艺术表现成果的借鉴与吸纳.这种异代共鸣不仅体现出接受史上的共性成果,而且也表现出文化建构和时代背景下接受心理的自身特点.     

论宋室南渡时期祝颂词的创作

宋室南渡,李纲、张纲、张元干等抗金志士通过在词中互相祝颂,表达出高涨的抗金情绪,随着抗金形势的严峻,他们的抗金壮志日渐凋零,走向退隐,只好在日常的互相祝颂中,表达着对于现实的无奈与不甘。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河陇士人与鲜卑族文化转型

鲜卑族①在从漠北向中原推进的文明进程中,经过从部落联盟到国家、从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从崇武到尚文的文化转型,完成了民族的文明化进程,最终融入华夏群体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制度是转换的标志与保障,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而河陇士人,因得汉魏以来中原儒家文化之精髓,故能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凸显出关键性作用.从而,亦可见河陇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历史地位.     

魏晋士人文化的“展现形态”

魏晋文学的丕变,实源于士大夫精神上"展现形态"的确立。"展现形态"的三种表现是名士、清谈和重才性表现的文章。以上三种"展现形态"的背后,实与东汉人才选举乡里清议的逐渐废弃和公卿路线的加强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人物志》的出现。《人物志》的以"谈"和"四理"取人,实际是在选举法则上,由道德、实践的原则向才性展现原则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论南渡词人的隐逸心态

南渡词人的隐居心态是复杂的、动态的。他们焦虑于乱世,却无力去拯救。他们心仪东坡的超脱,却无法学着去安放心灵。另外,“客居”的独特身份和情感体验赋予他们敏感多思的性格特点。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也促使他们寻求心灵的归宿。最终他们选择了陶渊明,以渊明精神为力量化解自己的矛盾与痛苦。     

南渡诗坛对苏黄诗歌的接受与反思

南渡诗人有关苏黄诗歌的讨论,是苏黄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当时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具有重要诗史意义。南渡诗人揭示了苏黄突破唐人藩篱、变"国朝诗格"的历史地位,并细致分析苏黄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创变,凸显其以文字、才学为诗的特点。这些观点,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南渡诗人也不讳言苏黄因刻意求变而产生的"短处"。苏黄诗歌蕴含的学古与新变的辩证关系,启示南渡诗人直面古老诗学传统,博取兼收,突破苏黄牢笼,探索诗学新路径。他们面对苏黄诗歌表现出了自己的识力、魄力,却少才力,宋诗新高峰还有待来人。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     

北宋南京应天府士人及文化成就

北宋时期的应天府,是陪都南京的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厚的兴学重教氛围,使得这里名人辈出,并创造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迎来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为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 --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

前贤关于宋室文化重心南移时间的争论,表面上是因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但他们的共同缺失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因而,乐观地认为在北宋之际文化重心已经南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有在宋室南渡以后,因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最终得以完成,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北宋的以开封、洛阳为文化重镇的"点"状分布格局被打破,并且从精英荟萃的江浙一带到化外之境的岭南,北宋时南方尚存的一些文化空白进一步被填补,至此,南方的文化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一场争论才真正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