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保立法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对象的分析

通过对建国以来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四川省地方环保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体现地方特色、彰显制度创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可取之处。与此同时,四川省地方环保立法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应当从填补立法空白、明确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加强程序性立法、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强化社会监督等几方面着手进行修改完善。     

论夫妻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理由——以英美法系为视野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早期,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提出了禁止夫妻人身侵权之诉的立法理由.综合考察,这些理由主要有:准许它会导致家庭和谐受到破坏,准许它会导致夫妻相互勾结欺诈保险公司,准许它会导致过多或过小的诉讼,替代制度已经足够,准许它会导致侵权方受益,准许它会导致保费增加.但从1914年起,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开始陆续准许夫妻相互提起人身侵权之诉.在法律改革过程中,上述立法理由受到了否定.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为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家学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行政立法高效机制研究——以政府运行类型为视角

我国政府大致经历了计划型、法治型、服务型的转变。在转型过程中,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愈见清晰。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如何继续秉持法治理念,并将其落到实处,是从立法开始就要探讨的问题。在当前倡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形势下,行政立法亟需一种高效的法治理念。构建职权划分清晰、立法技术完善、法律体系融贯等特点的立法运行机制,是体现高效法治型政府的关键因素。     

反恐立法之价值取向——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恐怖主义犯罪在当今社会日趋严重,其手段愈来愈残暴,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根本上讲,恐怖主义犯罪极大地侵犯了人权。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各国都相继颁布了一些法律,加强了反恐的措施和力度。这些措施对于有效地防范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有益的和有效的作用,但同时,有些措施也侵害了公民的权利。为此,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时,无论在反恐立法还是在反恐实践中,都应将保护人权免遭恐怖主义犯罪的侵犯作为其最高价值追求。     

跨行政区协同治理“契约性”立法研究——以环境区域合作为视角

法治是实现跨行政区协同治理的重要保障,协同治理需要科学立法的引领和推动,而恰当的立法形式是实现科学立法不可或缺的形式保障。区域合作协议是顺应跨行政区协同治理立法需求的规范表现形式,但由于法律定位、缔结主体、缔结程序、效力等级等方面的不明确,要成为跨行政区协同治理立法形式还需从理论和立法层面完善。在域外跨行政区环境治理立法中,以缔结契约的形式实现跨行政区环境治理立法已取得良好成效,这为我国探索跨行政区协同治理立法形式提供了借鉴,并为构建跨行政区协同治理契约性立法形式奠定了实践基础。     

论聚众淫乱罪的刑事立法——以无被害人犯罪为研究视角

聚众淫乱罪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一种类型。我国刑法中聚众淫乱罪分为公然与秘密两种类型。从无被害人犯罪的角度,秘密的聚众淫乱行为入罪不具备法益侵害性、不符合刑法谦抑性、不符合社会需要和民意,应当除罪化。公然的聚众淫乱符合犯罪的本质,应当犯罪化。并且二人的公然淫乱也应当入罪。     

刑事立法理性之反思：以修正案为视角的考察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经对刑法典进行了八次修正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正案所涉及的罪名、法定刑变更,整体上呈现了＂以严为主、宽严相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考量民意,导致部分罪名之设立违背了刑法谦抑性之基本要求;部分行为独立成罪违反类型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对总则内容的修订主体与程序有过于随意等缺陷。     

论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以行政法治框架中的民族自治立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语言权是由国家给予保障,使权利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取决于立法的有效供给和政府活动的法治化.在行政法治框架内审视民族自治地方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问题,要突破现有体制和传统思维固有的局限性.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保障的路径选择上,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民族自治立法建设,二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权行政活动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以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为视角

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与环境立法防止环境违法行为的目的可谓不谋而合.因此,加强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虽然在实现二者协调的过程中,以裁判法为基本定位的刑事立法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但囿于现行环境立法自身行政管理法的定位,二者之间在事实上并不总是十分协调.鉴于刑事立法天然具有谦抑性、稳定性、补充性,欲结束二者之间这种貌合神离的失调状态,关键在于实现环境立法中刑事法律规范的裁判化.其中,理想模式是制定环境附属刑法或环境单行刑法;现实模式是通过必要的环境立法设计,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为环境犯罪领域中刑法的适用提供更加充分、准确的法律指引或法律依据.     

论国家治理及其改良——以税收授权立法为视角

一直以来,由于税的侵益性,使得税收法定成为财产领域立法最为严苛的原则,同时也成为中国税收立法与执法实践中最具生命力和争议性的关注焦点。在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两个授权之下诞生的系列行政法规逐步进行法律化完善的今天,将加重个人直接税负的房产税试点的推出,毫无疑问触动了民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更进一步地,对于授权立法某种程度上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导致其合法性缺失的种种维护也似乎丧失其立场。以我国房产税试点改革为开端,结合国家治理的三个方面:国家与个人的依赖与对抗、国家与个人的财产权互动关系、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推进与法治统一,进行内涵说明,由此考量税收授权立法作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利与弊。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体系的构建——以日本的立法经验借鉴为视角

日本自上世纪末启动新一轮"金融大爆炸"改革以来,为因应金融自由化对传统金融法制的冲击以及金融纠纷高发的现实,一方面,日本学者在消费者法和金融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金融服务法理论;另一方面,立法者也力图通过推进包括金融服务统合立法、加强消费者法与金融法的衔接等为代表的金融法制改革,以适应由投资者保护向金融消费者保护转变的潮流。我们借鉴日本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上的理论和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统合立法体系,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WTO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在WTO的平台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 ,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 ,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论中俄经贸合作立法的完善——以俄罗斯法的若干特点为视角

中俄经贸合作的立法问题,事关中俄经贸合作的有序化和跨国领域的文明建设.注重民族特点,从法学理论的高度和中俄经贸实践方面认识俄罗斯与中国的法律特性和在现实中存在的立法问题,将有利于两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完善.目前,中俄经贸合作仍存在立法不完善及经贸活动无序的状况,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论伪证罪及相关罪名体系的立法完善——以"证人"概念为视角

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经历或者知悉案件情况的人。据此,应从四个方面完善与证人有关或者与伪证罪相近的罪名:一是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科学划分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二是取消包庇罪的规定;三是补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与妨害作证罪相协调;四是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诬告陷害罪归入妨害司法罪。     

我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以松花江污染事件为视角

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立法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补偿基金等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亟待建立;现有的环境应急处理制度、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跨国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无法很好地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无法应对环境诉讼的特殊性等问题。我国未来环境立法应当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重要步骤,《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络民意规范化研究——推动民间借贷立法进程为视角

网络是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重要路径和平台,网络民意间接地对我国的金融政策和立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甄别和吸收网络民意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内在立法中反映民意的诉求可以提高政策和立法的质量,保障法律在实践中施行的实际效果。就我国民间借贷立法而言,网络民意发挥了巨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影响到民间借贷立法理念、规则设计和整体立法进程。网络民意的形成有区别于传统民意汇聚的特点,应积极地以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综合的方式来设计及规范这一互联网下的民意交流平台。     

论我国企业经营范围之立法变革——以效力判定及核定模式为研判对象

企业之经营范围"直接决定并反映商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广度和深度".经营范围始终是我国商业登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事项.我国立法对于经营范围效力判定有一个转变过程.基于营业自由的市场追求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实需要,我国立法所进行的积极变革体现了对越权绝对无效原则的重大突破,值得高度评价.同时,对于经营范围的内容核定,还可进一步探索无具体经营范围的核定模式.     

刑事诉讼法在民族地区实施中的立法变通——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刑事法律在民族地区有时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践行.综合看来,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实施往往有强势推进、政策导引、法律变通三种模式,而在法治社会背景下法律变通实乃理性的选择.事实证明,刑事诉讼法在民族地区的立法变通既有其法律根据,也有其客观依据.据此,经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实施后,为在民族地区得以有效实施,应在坚持法制统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原则下,对其相关条款进行立法变通.     

制定《反恐法》的必要性分析--以相关立法完善为视角

针对我国没有单独的反恐立法,且授权立法的行政法规迟迟没有出台的现状,文章主要探讨如何在立法上更好地规制恐怖主义活动。通过重新界定恐怖主义定义及其范围,分析我国反恐立法方面的不足,呼吁制定单独的反恐立法,加强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