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政府确立了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全面介入到社会教育中。通过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在向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宏大的政治宣化。民众在接受新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社教活动成为民众与中共信息互动的媒介,中共也凭借社教活动开始掌控基层民众,进而全面掌控乡村社会资源,政治、社会教育与乡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     

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以乡级基层政权建设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民主活动把抗日和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民主政治植根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基层——乡村,使民众在基层政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卓有成效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今天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晚清社会与乡绅权威的塑造——以河内县寨卜昌村为例

乡村社会史的视角,利用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见之碑铭、家谱等资料,探讨了卜昌村王氏在面临近代基层社会秩序急剧动荡变化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分析了王氏如何利用清政府制度并通过实施一系列文化措施树立起自己在乡村中的权威,成为新的社会秩序重朔过程中的领导者和整合周边乡村的组织者,并在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了自身的权威。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形象的重塑

抗战伊始,中共在华北根据地领导的妇女运动试图通过建立妇女组织及一系列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塑造属于乡土社会的"新女性",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加入到抗日大军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革命颠覆传统,革命凌驾于惯习之上的情境,妇女运动不但使乡村两性关系紧张、家庭矛盾突出,更影响了抗战大局的稳定。于是,中共调整妇女运动的方向,不再一味地强调农妇走出家庭、颠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体系,而是借"立典推英"鼓励妇女参加生产,藉此塑造了鲜活的"新女性"群体。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

为考察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能,乡村各行动主体的适应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但作为透视乡村文化场域变化的切入点,乡村文化精英的反应行动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本研究以贵州屯堡周官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话语渗入到乡村社会,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场域,乡村文化精英在积极迎合政府话语与发展项目的同时,透过制度的嵌入和关系嵌入等策略实现了自身的资本再生产,同时,乡村内部也形成多重的冲突与矛盾,其中文化代言人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现代化冲击下,某些传统文化作为曾有的权威资本面临发展的瓶颈,导致基层文化精英对政府资源的过度期待与依赖,官方逻辑主导了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美学风范

新时期学者散文重新崛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学者散文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为底蕴 ,以知性、理性、悟性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 ,对历史、现实、世态人心 ,以及现代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咀嚼 ,是极为严肃意义上的纯散文。     

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在分析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税负不公,计征面积帐实不符,计税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差异．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难度大,乡村组织收入下降导致运转困难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确定“费改税”的计税标准,公平税负．加快现行农业税制和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有效的乡镇财政增长机制等对策,并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改革、行政机构改革等配套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

可萨是西迁到高加索地区的一支突厥化部族,公元7至9世纪,可萨人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为丝绷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同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8世纪中叶,可萨人从萨满教的信奉者转而皈依犹太教。本文着重分析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由此提出这样的论点犹太人或可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     

三年级习作训练④ 学一项本领

你会游泳、做饭或手工制作吗？想一想自己最拿手的一项本领是什么，然后写写自己学这项本领的过程、体会或趣事。     

“圣人观”和“上帝观”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东方的儒家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明,二者对各自文化圈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圣人观"和"上帝观"作为两个文明的核心观念,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决定了东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行为,形成了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特色.     

布兰肯洞穴生命传奇

在一个宁静的傍晚,地处美国圣安东尼奥小城东南部的萨凡纳小镇遭到了吸血蝙蝠的疯狂袭击,游客乔恩被噬咬得满身血窟窿,命悬一线。而这惨忍睹的一幕,恰被前来观光旅游、专门研究哺乳动物听觉定向系统的在读博士詹妮拍摄下来。为揭开吸血蝙蝠裘人事件,詹妮不惜和男友闹翻,并冒着生命危险接近栖息有数千万只蝙蝠的布兰肯洞穴一探究竟。危险重重,是生是死,是阴谋还是奇迹,詹妮又会被露一个怎样的真相？     

明代京东地区军籍移民述略

明代的京东地区处于边防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这里的移民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出现了军籍移民类型。军籍移民是整个京东移民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他移民一样,共同开发了京东大地,为京东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     

青海藏族风情习俗中的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的风情习俗最能体现其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情趣,不同民族的风情习俗又往往因地域性的差异而极富民族个性。本文通过考察青海藏族的几种重要礼俗及其文化内涵,从审美的视角来揭示这些民俗事象所蕴含的特殊审美意蕴。     

论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机制中的政府导向

如何运用好政府基础建设投资,以增量投资促进存量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提高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文章认为产权投资、项目融资以及市场化投资机制的建立是提高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效益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