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吟游诗人的藏族《格萨尔》史诗:世界屋脊上的体裁生态系统

从藏族史诗《格萨尔》研究的多种文献出发,在梳理了翻译、艺人和诗学及史实性等问题后,可以发现以往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侧重于史诗文本和吟游诗人。但遗产制度塑造了更广泛的传统实践知识,《格萨尔》史诗在以多样的文化形态传承着。以谚语和本土化微观叙事为例,谚语使《格萨尔》独立于正式的表演语境之外,成为日常口头实践的一部分;非正式的微观叙事则将《格萨尔》史诗与地方联系起来,形成了更广泛的藏族文化圈。这些与《格萨尔》相关的体裁生态系统展示了史诗知识是如何超越遗产认识论的。     

宏大叙事与地方性阐释———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讨论中心

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格萨尔》异文,它们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史诗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然而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这些文本在角色组成、形象塑造、主题情节等方面都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程式化的特征,保留了史诗的故事范型和核心主题。《格萨尔》在南方诸民族中的流布,是藏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果,也突显出南方诸民族共同的呼唤英雄、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英雄的文化情结,彰显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旨归。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 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 创设一种另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互文式独白:庞德《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庞德不仅是一位敢于在欧美诗坛标新立异的意象派诗人,他也是一位能够在20世纪世界诗坛开拓创新的先锋派诗人和现代派作家.庞德通过史诗代表作《诗章》充分彰显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才华.《诗章》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也具有文本对话和狂欢化的属性.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借鉴布朗宁的"独白体"创作方式,一方面呈现"独白体"与《诗章》文本风格的某种契合,另一方面借助多声部独白和蒙太奇式表达,创造性地呈现了庞德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     

论《西厢记》许渊冲英译本的再叙事

翻译是一种再叙事,经典文学外译构成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以“再叙事”视角考察《西厢记》英译本,探讨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西厢记》的叙事重构。研究发现,译者通过对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经典戏剧《西厢记》的文学与艺术价值。研究旨在拓宽叙事视角的研究范围,为中国戏剧文学外译提供借鉴,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助力推广我国戏剧文化。     

论冉皮勒与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史诗之程式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冉皮勒演唱的史诗《江格尔》和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的程式之异同，以阐述蒙古史诗口传文本中歌手是如何用传统的叙事单元构建史诗诗行的内部法则及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歌手创编史诗文本的特色与语言技巧，进而管窥蒙古史诗传承与发展中歌手做出的贡献，史诗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     

回归并追究叙事的本源——张慧敏的《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评议

《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以下简称《想象与叙事》）一书开篇写道：叙事离不开想象,但现有的叙事理论,多集中研究技法,而忽略了叙事精髓的想象功能。本研究从童话、史诗、寓言三方人手,着重分析想象在叙事中的枢纽功效。如果说童话深入人的童年期是叙事时间的异域化（或者说是当下非现实）,那么史诗就是将叙事时间追溯到远古,探究历史源头,在叙事进程的显性和隐性双重机制中去探寻叙事情节的设置;而寓言更是以灵魂不朽的悸动幻化未来。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失乐园》对《圣经·创世记》的传承与超越

《失乐园》对《圣经》的传承与超越表现在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这两个方面。就经典互文而言,《失乐园》第7、9、10卷在情节、题材和主题上与《创世记》第1-3章构成尤为显性而密集的互文指涉,主要显现于弥尔顿对《创世记》文本大量且大胆的引用和转述;就文学想象而论,史诗对上帝所造之物的拟人化和具体化描写丰富了创世造人情节;对亚当夏娃尝食禁果前后内心活动的细致刻画和对人类堕落带给大自然伤害的艺术化呈现拓展了人类堕落题材;关于亚当夏娃对待惩罚之态度与认识的诗性描写深化了罪与罚主题。通过经典互文,史诗传承了《圣经》原有的宗教文本内涵;通过文学想象,诗人赋予《失乐园》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共同成就了《失乐园》永恒的经典地位。     

《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运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和语义方阵模型对《加勒比海盗4》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迪斯尼大片通过电影文本来构建叙事表层结构的艺术特征,探究了作品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内涵和寓意。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深层意蕴展现的仍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即人类善恶观的个体指征。《加勒比海盗》通过多媒介符号的视觉呈现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将艺术形象推向极致。     

“空间”与“越界”——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叙事转向

立足于空间关系的叙事构成是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越界叙事则是类型电影充满活力的内在机制。在类型的套路中,追求一种差异化的表现,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始终保持良性循环状态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向使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和运用,反类型的越界手法和多元化的模式混搭,显示出好莱坞电影在叙事空间的建构和布局上的叙事转向。尤其是好莱坞类型电影建立在全球视野上的越界意识,使类型电影呈现出向后类型电影过渡的市场策略和文化动向,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类型电影的当代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共振现象。     

诗性的游记与诗人的成长——重读《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伦在《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借助诗性的游记这种独特的形式和双重主人公并存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将连续性的时间意识和片断性的空间感知融为一体,把早年对东方的空间想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身体—话语实践,将一次贵族式的大陆旅游变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和精神朝圣之旅。全诗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诗人在从中心到边缘、现代到中古的旅行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时空感知模式从水平移动到垂直提升的过程,显示了旅行—写作这种独特的身体—话语实践在建构诗人的主体意识,促进诗人人格成长中发挥的独特功能。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论毕飞宇的小说美学

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成功源自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写作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调整是源于一种小说美学的追求。在小说立场上,从工于小说叙事转向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在写作伦理上,从热衷于历史想像转向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在小说的史诗性品格上,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史诗而探索平民大众的史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小格局中小人物的内在精神上的提升来展现一种大人生的美学理想。     

想象·纪实·批评--解读V·S·奈保尔的"写作之旅"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之旅”中,奈保尔以后殖民社会为主要写作对象,以想象与纪实为写作手段,以尖锐的批评为写作目的。他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写作实践,呈现为虚构作品日渐衰落与非虚构写作日益加强的过程。虽然其右翼立场决定了他的写作难免失之偏颇,但是他的作品也确实展示了后殖民社会的部分真相,使之成为在当今西方知识界有重要影响的作家。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论古希腊时期的戏拟创作

作为一种对源文本进行反讽和戏谑地模仿和改写的文学体裁和创作形式,戏拟在西方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创作传统。戏拟创作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颇为繁盛,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或体裁:模仿史诗、萨提尔戏剧和旧喜剧。作为西方文学史上戏拟创作的初创期和第一个繁盛期,古希腊戏拟创作呈现出与其他时代明显不同的特点。戏拟是古希腊文学中重要的创作形式,它作为当时史诗、悲剧等崇高体裁创作的纠正、补充和制衡性力量,具有非常积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呐喊与叙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叙事诗探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叙事诗创作形态的出现及成长,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中西文学碰撞与对话中形成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30年代叙事诗创作形态的描述,和它的文学成长经验与审美要求的历史考察分析,期望发现并探索叙事诗文体类型在现代文学整体中的演变及意义,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文体形式核心骨架形成与发展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立在具体的文学类型史叙述基础之上.     

《紫色》中的书信体叙事策略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的成功与它使用的在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书信体这一叙事策略是密不可分的。书信体在《紫色》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沃克将书信体与传统的黑人奴隶叙事相结合,在保存奴隶叙事特征的基础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叙事。这种书信体叙事手法克服了传统奴隶叙事中作者声音和道德判断过于明显的缺陷。另一方面,书信体叙事策略与内容、主题达到了完美的结合。通过书信方式,沃克赋予女性,尤其是一位受尽压迫摧残的黑人女孩以声音。西丽的成长过程也在她写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作为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紫色》的女性主义特征也在书信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一封封信件形成一本完整的书信体小说的过程,可以说是西丽的创造过程和获得完整自我的过程。     

《阿罗史密斯》之隐含作者的叙事伦理

对辛克莱·刘易斯《阿罗史密斯》中科学家纯洁的爱情、真诚的友谊及社会机构与科学家之间理想的合作观进行了分析。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主要聚焦于刘易斯小说对美国医学社会的讽刺批判这一伦理层面,对该小说中美国文化精神肯定一面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刘易斯这位文化反叛者的叙事伦理态度,也有助于从刘易斯小说中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