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溪对明道"一体论"的远祧与变异

罗近溪近承王阳明、王心斋而远祧程明道。近溪通过宣说程明道的万体一体之仁而获得声誉。近溪与王心斋、王龙溪的理论差异与其承绪明道之学有关。明道、近溪的一体之仁存在着多方面的异同。从其差异可见宋、明思想变异之一斑。     

楚学与汉初黄老之学

以道家和黄老思想为主流的楚学通过各种途径传行到西汉初年。汉初黄老之学在“道”论上,关于“道”为规律的思想;在治国安民方面,“清静”、“无欲”、“无事”的思想;在治术上,文武并用、刑德兼备的思想都接受了楚学的影响。由于汉初黄老之学是由楚学和齐学整合而成,故较之楚学也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在道论上,吸取《管子》的精气说,赋予“道”以物质的意义;在清静安民方面,不再仅是一种策略,而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提倡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理论基础也由以“道”论“法”、“道”“法”结合,转向在此基础上融合先秦百家之学。     

儒学“觉民行道”的路径选择——兼论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儒学之最大特征是"美风俗","致君行道"与"觉民行道"是其两条基本途径。而由"致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是宋明儒学发展的重大特色,也是中晚明的泰州学派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旨趣所在,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文章认为,依据泰州学派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其"觉民行道"的主要路径表现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质论与"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方法论。     

熊十力与王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尽管他力图融贯华梵,并以“新唯识论”名其体系,但其思想根底,基本上不越儒学。这一点,熊十力本人亦并不讳言:“新论确是儒家骨髓”(《十力语要》卷三)。而熊氏所说的儒学,主要也就是王学:“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同上)。熊十力在建构其新唯识论体系时,事实上也一再出入于王学。这样,要对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即不能不从考察熊十力与王学的关系入手。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宋明“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性”旨趣

明清之际的一些学人,曾非常尖锐地批评过王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以及“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风尚,他们很不喜欢晚明王学“禅学化”的空疏习气,甚至目之为招致亡国之祸根。但他们作为朱明王朝遗民,实际上却承袭了王学末流特有的“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的英雄“气骨”。这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殉道精神,据张君劢先生五十年代写的《比较中日阳明学》所说,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由此使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心性之学”,为什么能派生出象泰州学派那样为“掀翻天地”、破除封建名教羁络而敢于“赤身担当”的主体精神?中西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是否都蕴涵有这样的旨趣?宋明儒佛道三教各家之言心言性,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终极关怀?这无疑都是应慎思明辨的重大问题。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以“家”为归——罗近溪哲学主旨探微

罗近溪哲学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其对所谓“赤子之心”的发明,也并非可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求仁为宗”,而那种近溪学说“近禅”的说法则更是流于对其思想的不可原谅的误读.与所有这些解读不同,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其主旨应体现为近溪思想作为泰州学派“身道”的真正光大者,在把身体的“亲亲”之知体还原为“生生”之本体的同时,还与此一致地把整个世界理解为“身向家的生成”这一生命谱系的衍化活动及衍化过程,从而开显出中国哲学思想所特有的“家本”的理论深髓.这使得近溪学说的推出既可视为一种“后理学”意义上的对中国哲学的理论开新,又直续《易》、《礼》,代表了在中国文化业已步入“家道中落”乃至“无家可归”的历史境遇之际,新一代思想家对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宗亲之道”、“宗法之道”的历史回归.     

粤诗诠粤学——翁山述白沙之学与诗

粤诗诠粤学———翁山述白沙之学与诗刘付靖于粤籍名卿硕儒之中,翁山极推张九龄与陈献章,他说：“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①文献之行事乃所作《金鉴录》,堪称一代忠臣义士的楷模;文恭修身论道,使岭南之学在“...     

论“出入之道”

我以为，自然、人体、社会及人的思维活动，自始至终贯穿着“出入之道”。所谓“出入之道”，是指在自然、人体、社会及思维运动的过程中，“出”与“入”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有出必有入，有入必有出，否则，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韩愈说：“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而不出、出而不入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出入一旦失去平衡，自然生态即遭破坏，人体即因机理失调而陷入瘫痪与疾病，社会便不能正常运转和协调发展，人的思维因失去依据而产生错误决断。所以，“出入之道”，是自然、人体、社会、思维的共通之道，是宇宙的根本之道，是对立统一规…     

《老子》哲学的主体性原则

《老子》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道”的本质内涵则为“自然”,是为“道法自然”;而“自然”乃是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由于“道法自然”的命题最终归结为“人法自然”,故“自然”的理念实为《老子》哲学的主体性价值原则,透露出对人之主体性的重视与强调。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六书”与中国传统美学

“六书”造字规律实为传统理论思维模式滥觞和原型 :在传统美学中 ,“美”的造字及会意思维 ,本身便包含着以味为美的原始审美观基本特征 ,并沿此合乎逻辑地发展出以和为美的思想 ;“美与善同意”乃造字上同源、思维方式同构之故 ;“诗言志”按形声思维理解 ,不过是“诗”的误读或讹传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得益于形象思维 ;“道”及“意境说”则主要依据会意思维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     

曾巩思想的理学特质

江西才子曾巩，名厕“唐宋八大家”之列，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其文章之剽势奔放，雄浑环伟”，“衍俗雅重，自成一家”，犤１犦前人及时贤对此述之备矣。然对曾巩思想特质的阐发，则罕见文字。犤２犦事实上，与其同时代的文豪一样，曾巩是一位颇具深度的思想家，且就其思想特质来说，已有浓郁的理学因子，宋元时人即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者，如刘埙称其“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则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盖以于其周（敦颐）、程（颢、颐）之先，首明理学也。犤…     

论蒲松龄的哲学思想

本文认为 ,除了小说中所反映的思想而外 ,在蒲松龄的著述中存在着若干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 ,其哲学思想是以王学为核心 ,而参之以程朱理学 ,呈现独特的状态 ,同时天人感应、因果报应等思想在蒲松龄的思想中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