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互转的逆差——评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红楼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引发了一场场的"红学热"。而在众多复杂而繁琐的文化关联中,由刘姥姥三进"大观园"所引发的一场"雅"文化与"俗"文化的     

雅、俗文学的流变成因分析

雅、俗文学概念的争论是当前学界一个见仁见智的热点问题.对通俗文学作出一劳永逸的定义是不切实际的,可以结合文学史的流变从雅、俗分裂、融合的过程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形成原因,即雅、俗的起源与功能;美学风格;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化批评的转向.梳理这些流变成因有利于为通俗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基础,从而更好地推进通俗文学的研究.     

王充“雅俗”美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就文艺美学来看,王充提倡以俗为雅,化俗为雅;而在人生美学方面,则尚雅卑俗,褒雅贬俗.从整部<论衡>来看,全书始终贯串着作者"不与俗均"、"不与俗协"的贬俗精神.可以说,尚雅隆雅、刺世讥俗、匡济靡薄之俗,是王充的主要审美追求.在当时,他的这种审美意趣,是极具当代意义的;即使是今天,他的这种审美旨趣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庄子的“从俗脱俗”与诗学的“以俗为雅”

庄子的处世态度是表面从俗,精神脱俗,从而形成了"从俗脱俗"思想。这对后世影响甚巨,"以俗为雅"的文艺思想即由此脱胎而出。"以俗为雅"之俗指凡俗、通俗,雅则指高雅。这个命题既与"从俗脱俗"思想息息相通,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原则。"以俗为雅"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体裁的运用、语言的表达、题材的选择、章法结构的组织、意境的创造等都可"以俗为雅"。     

论陶渊明“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雅"和"俗",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却在东晋诗人陶渊明身上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他儒道调和的价值取向,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吟诗、品酒、弹琴、读书的生活艺术,以及关注田园,追求冲和自然的诗文创作风格,无不在质朴中透显高雅,在超远中浸润平俗,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审美人生境界。     

俗、雅两种不同韵味——赵树理与汪曾祺作品审美特色

赵树理作品主要受中国俗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俗”的审美韵味;汪曾祺作品主要受中国雅文化、地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雅”的审美韵味。“俗”、“雅”是不同的特色,但它们都是通过作品结构、人物描写、语言运用等艺术方法来显现的     

俗之妆扮为雅:文化散文的兴起与败落--以余秋雨散文观及其创作为典型个案

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是中国散文界当红的散文品种,其代表人物是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是一个逐渐遗落"散文"和"文化"的过程,也是他的散文观从高谈阔论"人类整体感觉"下降为强调"困惑"对散文写作的重要性,到最终声言自己"谈不上什么困惑"的破产过程.从大散文现象的兴起至败落这一过程审视余秋雨文化散文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化环境中,俗之妆扮为雅,雅对于俗的包装,以及俗对于雅的败坏这一文学史中常见的雅俗关系的再次体现.     

清代成都“江湖话”词语解读(下)

"江湖话"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它是旧时代"江湖中人"为了适应生存需要而自创的一套词语系统.它不仅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成都"江湖话"明显地有别于京津"江湖话".京津江湖话的总体特点是"俗",而成都江湖话的总体特点是"雅".成都江湖话词语的来源很广,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蕴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文章关于成都江湖话词语的解读,就是为了揭示其"雅"的特点.     

书法创作中的“雅”与“俗”

书法创作中的雅与俗,作为评价书法好坏的标准,向来是书法家最在意的,作为另一种相对于文士阶层的"雅"而被区分为"俗"的民间书法,却是大书家创新书体的泉源。因此,从雅与俗的角度切入,观察书法典范的成立以至流派的兴衰,对于书法演变关键问题的理解,应有帮助。而且我们对书法创作中的雅与俗的反思,在格调上给予正确的引导,使其保持健康发展,就不仅是重要而且也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

中国文学的内部运作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由传统文化中的学统、政统、道统的运作方式决定的,文学的雅、俗之分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学的文化意蕴决定了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一种文学形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九&#183;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愚民政策

"九·一八"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通过法西斯统治、经济统制、军事镇压等手段外,还以愚民教育,即宣扬"王道主义"、"建国精神"、"日满不可分论"和"溥仪诏书"等方式,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泯灭民族良知.但其最后结果,是东北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央使职制度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中央"强有力政府",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以中央使职为形式,发动了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都督的地方实力派的全面进攻。最终完成袁氏北洋派军事势力对南方重要省区的战略控制,实现了对非袁派都督的更换。同时,随着北洋将领的普遍都督化,加速了省级以都督为本位的军政体制的形成。     

一元权力观：宪制抉择的文化制导

在立宪社会中,一元权力观获得了新的形式和载体,但其制导作用使宪法设计和运行仅仅是形式的耦合而不是观念的贯通。在《天坛宪草》曲折而终至夭折的历程中,一元权力观的制导作用表现为：驱使着决定宪草制订过程中的军事斗争,配置了国会权力优越过度的责任内阁制设置;孪生了法律的工具主义运用,内生了宪草胎死腹中的最后结局。     

齐地兵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企业团队管理

企业团队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是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团队整合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适用的研究成果还不多。鉴于此,从齐地兵家文化的视角研究现代企业高绩效团队的构建理念与方法,力争从孙子兵法、六韬思想以及管仲的军事管理学说中梳理出可以适用于现代企业团队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管理技巧,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研究,对于丰富现代企业团队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指导现代企业创建高绩效的团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析军工文化特色

只有抓住军工特色,才能落实军工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军工文化而言,军工文化特色具有重要作用。军工文化特色的根本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观,至少突出体现在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质量文化、安全文化、保密文化、型号文化和创新文化等五个方面。在推进军工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要始终和大力坚持军工文化的特色。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论周公与和谐文化传统

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以及"德治"、"仁政"的政治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直接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     

转型期文学嬗变的几个趋向

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这种以知识为基础 ,以信息为手段的新经济在挑战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文学的空前多元、平等的话语空间。文学从“热情奔放”走向“理性思考” ,从“以情动人”趋向“心理感悟” ,从“借鉴西方”转向“强化自我” ,从“单纯表现”进入“多重杂糅”。文学正经历着一种既痛苦而又自慰的蜕变过程。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近代国家理念的思想家。他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译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学说,用进化论、民权说、自由论以及近代政治学、社会学等学说,否定"君权神授"的陈说,阐述近代国家理论原则,为国人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严复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借鉴西人研究成果,提出以"图腾"、"宗法"、"军国"为循序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推动了国人历史观的进步。严复不仅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新学说、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