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王夫之论“几”

<正> “几”概念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了。《易经》“小畜”、“归妹”、“中孚”诸卦中“月几望”之“几”均作“近”解。《易经》“屯卦”六三爻:“君子几不如往”,李镜池释“几”借为“机”,机智的意思。这些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尚书·顾命》:“疾大惭,惟几”,《左传》宣公十二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几”均作“危”解。《礼记·玉藻》:“御瞽几声之上下”,“几”是“察”的意思。这些也还不属于哲学范畴。《易传·系辞》:“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王夫之论“常”和“变”

<正> 常变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历代哲人都用它来表述自己深邃的思想,在不同哲学体系中,都有其突出地位。王夫之对常变范畴的内涵,作了多层次的探讨,在其自然史观、人类史观及思想方法诸方面、作了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它的理论水准。一、居因乎常,动因乎变王夫之的常变观,发端于他的絪緼生化的自然哲学。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既有常住性(常),也有其变动性(变)。《周易》的中心思想,就在于研究事物的常变关系。他     

论王夫之的“成性”说

<正>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批判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本文只论述他所作的批判总结在人道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苟子和《易传》)的“成性”说,比较正确和有力地驳斥了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家的“复性”说.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王夫之诗论中的“势”论

势是中国文论特有的范畴,王夫之在其著作中反复论及,细致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它的特征,生动地揭示了取势的原则,从而将中国抒情诗的秘密"逗漏已尽"。根据上下语境,势可以分为文本之势、创作之势、主体之势等。分析具体文本,势又呈现出生动性、蕴藉性、自然性等美学特征。如果结合生活经验,则可使抽象的势具体可感,更好地把握取势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原则。     

论王夫之的“物质不灭”思想

“物质不灭”说是哲学史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许多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其有着各种各样的见解。王夫之的“物质不灭”思想,较之前人有很大的突破,具有独特的见解和论述。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承认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是永恒存在的。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论王夫之政治哲学中的“钦”

王夫之政治哲学中,“钦”本义为“敬”,是君主最为核心的德目,“钦”的最重要对象为天命、民彝、善恶。“钦”贯穿了王夫之相对君主论、天命观、民本论、人性论等具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对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改变创新。实为其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论王夫之对“文”的理论贡献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通过对有史以来整个中夏文化的深刻反思,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关于"文"的学说,认为"文"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文化形式,它体现了个体、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丰富的精神活力,不仅能引人反思历史,珍爱族类,还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忧患与向往之情。"文"确立了人的维度,使我们在个体行为上可以期待美的理想,在族类的努力中可以期待繁荣昌盛的未来,在人类的创造中可以期待永恒。王夫之关于"文"的理论既体现了人类普遍的审美诉求,又极富民族文化个性,对于构建当代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王夫之论人性

一、人性是什么王夫之在讨论什么是人性时,首先区别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他批评宋儒蔡元定的存心之说,写道:西山(即元定)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语卤莽害道不小……孟子明白决断说一个“异”字,西山却将一“均”字换了。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告子犹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却灭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禽兽只一向蒙蒙昧昧,其或有精明处,则甘食悦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将何用?甘食悦色是人与动物所同有的生物性。王夫之并没有忽视这个特性;他只是要我们注意确立人与禽兽的界限,确定人性的本质特征。关于人的本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居重驭轻、不专委边将之任的改变是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玄宗、肃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肃宗的平叛计策,又进一步影响了叛乱的平定,在回纥的威胁下,唐代宗最后与安史降将妥协而结束了安史之乱。     

王夫之论命运

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探讨王夫之论命运有其特殊意义。命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人类从有智慧始,就反思命运问题,中外概莫能外。唐尧时认为命是某种外在力量,冥冥中支配人的命运。《论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是必然的,富贵因人而异,具有偶然性。命与运既相联系,又有差分。命具有不变性、必然性,运具有可变性、偶然性。综观中外思想文化,命运随人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而各说齐陈。所谓命运是指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在互相会通、交融作用中形成的生存经历、状态与生命必然、偶然际遇的一种价值评价的总和。王夫之从性命合一而万殊出发,度越传统不可变、必然性的命定论,提出君相造命说,不仅君相,百姓也可以造命。否定俟命、顺命说。之所以可以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命运,是因为主体人具有能动性、有为性,并具有与天争权、与天争胜的能量,所以主体能造命而掌握自身的命运。     

王夫之论字音

王夫之注重学理,考证字音,倡导反切注音,认识到古今音差异而彻底否定叶韵说,尤其是在多音字的读法方面,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认为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简化普通话中许多不必要的多音字的处理有启迪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