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王夫之论卦象、卦德与卦序

<正> (一)《易》之象,有就全《易》而言,有就一卦而言,有就一爻而言者。“《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 (《周易外传》卷七)这是就全《易》而言。王夫之把《周易》当作是对整个宇宙的模拟,故取《太极图》以象“一浑天之全体”。至于卦象,王夫之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以“物之形象”取象;一种以“奇耦(阴阳)往来应违”取象。爻象,则就其在卦中所处之时与位取象。此处主要谈谈卦象问题。     

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王船山论宋太祖——读《宋论》笔记

王船山治史,重视古为今用。他曾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船山撰写《宋论》,也是为着探究宋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经验,作为后世鉴戒的。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封建社会有识见的君主之一,他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使由唐末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趋于统一,百余年间,海内大治。对此,船山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宋太祖是以“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王夫之论诸葛亮

<正>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历来评论很多,见仁见智。我们觉得,在众多的评论中,王夫之的见解较为深刻,是值得注意的。王夫之对诸葛亮作了这样的评价:蜀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先主殂,武侯秉政,务农殖谷,释吴怨以息民,然后天下粗安,蜀汉之祚,武侯延之也”(《读通鉴论》卷十。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书卷九、     

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

王夫之在评价孔子时说;“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孔子者也。”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王子者也。”我认为,这对王夫之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王夫之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已成为思想史界的共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尤其具有“大成”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终结。     

论工夫之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王夫之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王夫之作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王夫之的政治倾向从他所阐明的民本思想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王夫之的民本思想王夫之身遭世乱,历尽坎坷,而且常常以“通古今,参万变”自励。他在对古今的盛衰之理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着力捕捉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众的地位和生计的问题。“当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读通鉴论》卷八)王夫之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后,经常受到清政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

<正> 一、论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王夫之认为中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以外民族的不同气质。王夫之这样描述中国的地理疆界:“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王夫之对中国北、南、东三面疆域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中国疆域的三边界限,而认为西北界限在河湟,是因为王夫之的“中国”概念是指民族居住的地区,他排除了今天西藏、新疆广大民族地区,这一点是十分狭隘的。因为汉朝已在今天新疆设西域都护府,元朝已在今西藏设乌斯藏宣慰司来管     

王夫之对“未发之中”的辨析——兼与陈科华先生商榷

“未发之中”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陈科华先生认为,王夫之所理解的“未发之中”是指“情动于内而将欲发乎外的那一时刻段”,或者是“已产生喜怒哀乐之情,而它们却又暂‘逗留’于内而未发于外”。陈科华对王夫之所说的“未发之中”的理解是错误的。王夫之认为,“未发之中”其实就是指“性”,或“性善”。     

试论王夫之的文明演进思想

<正> 人们在研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时,较多地注意了他的“势、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注意到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历史进化观念。但对于后者,一般都论述较略。我觉得王夫之历史哲学最闪光的部分恰在此处。他关于由禽兽进化到人类,由“夷狄”之“野”进化到华夏之“文”的论述,极其丰富、深刻而精采,可以说达到了中国以至世界近古文化的最高水平。第一,王夫之注意到人类之“质”与禽兽之“质”的差异性。关于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差别问题,直至近代文明诞生以后,才逐步作出理性主义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人的本质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使这一论题从总体上得到     

王船山思想四论

<正> (一)宋应星对王夫之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等,早已探讨张载、王廷相与王之的思想传承和革新,但是未尝注意宋应星对王夫之的沾溉。武汉大学萧父教授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载李维武《王夫之论“生”和“死”》,徵引李时珍《本草纲目》与方以智《东西均》科学化的生死观,然而全书亦不涉及宋应星。最先论述宋、王关系的书,是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宋长庚《谈天》首章善用《吕氏春夏·察今》“刻舟求剑”对顽固的教训,形容登东岳泰山看日出时的体会:     

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

<正> 王夫之继承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见解,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王夫之的“体用不二”思想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王夫之的“体用”范畴作点探索。一“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魏晋以来哲学家们通过“体用”之辩,逐步加深了事物运动原因的认识。其正确结论是“体用不二”。     

抱越石之孤愤 希横渠之正学──衷尔钜著《王夫之》评介

1997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衷尔知先生撰写的《王夫之》一书．全书29万字．此书是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大儒列传之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王夫之八是衷尔知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吸取,有所创新地撰写出来的．本书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上篇“抱刘越石之孤愤”,着重写他的生平事迹;下篇“希张横梁之正学”论述其哲学思想;附篇“六经贵我开生面”对王夫之的20部主要著作做了简介．本书还附录王夫之年谱简编和生平大事检索．通读衷著,认为该书有二点突出之处：一、与以前研究成果相比,衷著对王夫之30岁以前生平事迹的挖掘比较…     

王夫之家世新考

<正> 王夫之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在对他的评价中,常常涉及到他的家世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王夫之“出身于一个在野的地主家庭”,“他的一生,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更多的同志则认为,王夫之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后一种看法已经成了定论。为了正确评价王夫之的思想,有必要弄清他的家世情况。(一)王夫之家世的基本特点王夫之既不是出身于在野的地主家庭,又不是出身于中小地主。他的家庭是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在1644年甲申之变以前,他家大致相当于乡村富农的经济地位;在甲申之变以后,他的家庭则下降于乡村贫苦者之列。要了解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首先须了解他的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正志”、“务义”、“造命”——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在王夫之伦理思想中,把“正志”、“务义”、“造命”,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是为人处世的言行准则。他自己按这个准则立言,也按这个准则行事;以此要求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用这个准则加以评论。 1 “心之所期为者,志也”。这是王夫之对志的解释。志是人生所追求的有预定目标或理想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然而立什么志,则是人生的重要问题。王夫之认为要“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这里指的道,即他所说的“道之所在,义而已矣”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论王夫之的西学观

<正> 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如何看待当时的西学?他的思想究竟与西学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一)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王夫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思问录·外篇》)。“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对象。王夫之肯定西学之“质测”,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技里的近代因素——实证精神,表现出大思想家的锐利目光。